中日汉字改革"爱恨交缠"历程迥异

文字学者回顾中日两国汉字改革历程时，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以说，中日文字改革有一部“爱恨交缠”的百年史，但却因各自文化背景差异而走得迥然相异。

    汉字改革运动潮起潮落，中国最终为汉语拼音和简化字推广作了铺垫，日本则为其出台简化字和限制汉字范围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6年美国占领军主导日本时，汉字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规定除了1850字的“常用汉字”外，其它只能用假名表记或同音同义字代替。随着大量美军撤离日本，汉字使用限制开始慢慢放松，至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终于终止了汉字拉丁化改革。

    1981年，日本内阁公布非强制性的“常用汉字”，进一步对汉字简化和限制汉字政策做出调整。1993年事实上对汉字使用全面解禁。政府提倡使用“常用汉字”，也容许使用其它繁体字。随着时代之发展，汉字使用越来越多，乃至出现了近期的“汉字热”，既突显了东西方文明在近代日本交集的印记，也显示汉字在日本有着坚韧的延续性。

    日本知识界有一批人长年不放弃废除汉字的主张和努力，形成了旨在取代汉字的日语假名化、拉丁化转而英语化、法语化等五花八门的文字改革风潮，但最后仍只能在限制汉字论上找到落脚之处。

    而中国的语文改革百年中经历了三次大论争。第一次关于汉字的论争，在“五四”前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背景下展开。这场争论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推行国语，创制和完善汉字的表音系统，其中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生活中的大量近代汉语都源自于日本汉字。如法律、社会、哲学、文化、政治等等。

    第二次论争发生在三十年代，是在大众语论争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场论争导致了最初在国民党统治区、其后在共产党统治区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汉语拉丁化实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在全面开展文字改革的背景下发生了第三次论争。

    在毛泽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下，围绕汉语拼音是采用拉丁字母或音节文字，或是俄文字母、全盘“斯拉夫化”以及主张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等主张上存在争议。结果毛泽东一锤定音，“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另外一个大争议是废除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之路，周恩来认为对汉字的前途不急于下结论，这就形成了新中国文字改革“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完成当时文字改革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三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拼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