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语贡献一生的父亲——乐嘉煊

乐美真

　　人类的国际交往需要共通的国际语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少人想了不少办法，有人建议采用某一民族语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甚至也有人建议用汉语，但在实践中没有一种民族语言能真正担任起国际语的角色。因此人们便产生了创造一种世界各民族都能接受的语言的设想。
　　自古以来，我国秦朝就有过“书同文，车同轨”的理想。康有为提出“全球语言文字皆当同”，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17世纪以后，西方不少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都有过这样的思考，如著名的数学家莱布尼兹甚至还提出过用逻辑和代数方法去构筑“国际语”的设想。自19世纪至今，先后有500种人造“国际语”的方案提出过，但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由犹太籍波兰眼科医师柴门霍夫博士于1897年创始的Esperanto（世界语）最为成功。
　　柴门霍夫从小就酷爱语言学习和研究，到中学时他已经掌握了波、德、俄、希腊、拉丁、法、英等多种语言。19岁时，他拟定了一种国际语的初步方案，但遭到社会的嘲笑和非难，他的父亲迫于社会的压力，将他的方案手稿付之一炬。大学毕业后，柴门霍夫一边行医谋生，一边继续完善他的国际语方案。终于在1887年，当他28岁时，以“希望者博士（Dr. Esperanto）”的名义，自费出版了《第一书》（UNUA LIBRO），正式公布了他的国际语方案。从此，他所创始的这种国际辅助语被人们称为Esperanto语，在我国称为“世界语”。柴门霍夫倡导用世界语来消除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宗教之间的隔阂，促进各民族平等、友爱，进而实现世界和平。 1905年8月，在法国的海滨城市布伦（Bulonjo）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688名世界语学习者参加了大会，用 Esperanto语进行自由交谈，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实践。



乐嘉煊

　　世界语是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早期由俄国人以及留日、留法学生传授到我国较发达的大城市。在日本的宋教仁、章太炎、鲁迅、周作人、苏曼殊等人参加过同盟会会员《民报》社举办的世界语讲座并学习。与此同时，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也自学过世界语。早期世界语者在上海就成立了“中国世界语会”，出版了《希望》会刊。1912年，蔡元培担任首任教育总长时，通令全国师范院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1917年初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定在该校开设世界语课。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就发起关于世界语的大讨论。鲁迅也发表了《渡河与引路》一文，表示了对世界语的看法。他们对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的崇高理想以及世界语的优点，在中国做了广泛的传播。在蔡元培先生的推动下，1921年第三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曾通过将世界语列为师范学校课程的议案。杭州、北京、汉口、广州、上海等地的一些学校里都开设了世界语讲习班，成立了相应的世界语组织。
　　我的父亲乐嘉煊（1907—1949）浙江宁波镇海人，1920年入上海电报学校学习，后入上海法政大学。他在大学期间开始学习世界语，后投身于世界语运动，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世界语运动。
　　1929年，父亲与方善境、傅平、薛诚之发起成立了汉口世界语同志会，成为汉口世界语学会负责人之一。1930年12月与沈旭初、李志民组成世界语者中华全国步行团，从1931年1月19日起程途经长沙、广州、佛山、澳门、香港、深圳、汕头、漳州、厦门、福州、嘉兴，到达上海，沿途宣传世界语。1932年11月与叶籁士、张企程、陈世德发起成立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1932年创建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编辑《世界语初级教义》。1933年成立上海世界语协会，他为该会唯一专职工作人员，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次年春天父亲赴武汉，在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科从事世界语工作，后随第三厅辗转到重庆。1946年经中共党组织安排，进入苏北解放区。后到山东解放区，参加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当时他身体很不好，但他一边养病，一边将中央和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文章与著作翻译成世界语，向世界宣传。1949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山东。
　　父亲英年早逝，43岁就离开了我们，现在了解他的人不多了。他去世时，我才3岁，没有关于他的记忆，更没有耳提面命。我对他的了解都是在我成人以后，尤其是接触了世界语以后……



1934年乐嘉煊在上海世界语者协会门前与家人的合影

　　我上小学时，妈妈集邮，经常拿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集的各国邮票簿给我看。那些邮票整理得非常整齐清爽。有时妈妈还拿出父亲用旧纸订成的小本，上面写满了工整隽秀的世界语，每一笔都不马虎。
　　在北京上大学时，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小范围接见青年学生，我也在场。总理依照习惯，先详细询问了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当我说出父亲的名字时，总理说：“噢？你是乐嘉煊的儿子？他是哪一年从重庆到山东的？”我当时说不出来，完全不知道父亲在武汉、重庆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时，周总理是他们的领导，是政治部副主任，和父亲很熟，曾多次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后来还是周总理亲自安排这批文化人进入解放区的。
　　1967年，我们一帮同学去向郭沫若先生请教毛主席诗词。我拿着当年郭老给父亲写的条幅给郭老看，引起了郭老的回忆，他拿起毛笔用小楷又写了一遍。诗中“槁枯终不舍，情谊见精诚”，是说父亲对繁杂琐碎枯燥的事务，仍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以善小而不为”，也是说父亲对事业的执著，对同志的忠贞。
　　参加工作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一批老同志知道我是乐嘉煊的儿子，力劝我继承父志，能够支持中国的世界语事业。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他们办的函授班，从初级、中级一直到高级口语班都学了下来。单从语言来讲，我有西班牙语的基础，世界语是人造语，汲众家所长，易学易记。胡愈之先生曾总结：一曰简单、二曰易记明确、三曰富丽。既有简单明确之长，又备极擒藻扬华之能事，可谓出神入化。我一踏进世界语的门槛，很快就被它深深地吸引。我从各种书刊了解到，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在百年历史的长河里，有许多灿烂的群星。先驱者有刘师复、黄尊生，最初的支持者是蔡元培、赵元任，“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世界语运动的前辈是胡愈之、巴金、鲁迅、叶籁士。世界语运动与中国的大同思想吻合，充满人类理想的平等、友爱。柴门霍夫企图通过世界语打破民族隔阂，消除民族间的歧视，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推动人类进步的社会运动。我国早期留法学生和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将其传入中国，但世界语运动很快就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融在了一起。抗战期间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就是一个标志，他们喊出的“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就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口号。在那时，中国世界语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世界沟通，早期胡愈之先生就用世界语写下了《莫斯科印象记》，冲破了新闻封锁在上海出版。抗战时期上海世界语者就与绿川英子等国际友人来往。在武汉，他们用世界语进行国际宣传。当时的《中国怒吼》、《东方呼声》、《中国报道》都把中国反法西斯的斗争情况真实地介绍了出去。我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翻译了许多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寄到国外。在欧洲，托尔斯泰、高尔基、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在中国，蔡元培、鲁迅、巴金、胡愈之、胡绳、陈毅等人都支持世界语。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曾为世界语亲笔题词，认为运用世界语的形式，载之以真正的国际主义和革命之道，是应该学习的。很难想象，那时的延安边区文化协会、抗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马列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女大、医院都有世界语班。解放后，一大批世界语者在实现了自己求解放的理想后，继续传播中国之声，在国际科技文化交流和民间外交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语至今仍有着独特的魅力。在社会上，两个学英语者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两个世界语者却能异体同心，视为兄弟。他们身上更多的是超越国界的爱，是彼此的尊重与和谐。当年鲁迅曾称赞世界语者那种“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的精神，似乎使我渐渐理解了父亲为何对世界语那么钟情、那么执著。世界语已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



1941年重庆世界语者和文化界人士祝贺郭沫若创作生活25年和50岁生日合影（大笔是生日礼物，上有“以清妖孽”字样。左三为乐嘉煊）
　　1986年第71届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召开，世协组织我们这批业余世界语者参加服务。我与一位老师接待了9个国家的六十几位世界语者，一起去承德旅游，大家都不讲本民族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国界，都用世界语交谈。在旅途中，我认识了一位法国老太太。我向她讲述了我父亲的故事，告诉她法国有一个人叫 Peraire，当年骑自行车周游列国，宣传世界语，到过中国，是我父亲接待他的。受Peraire的影响，我父亲与友人徒步在中国南方诸省宣传世界语。巧的是这位法国老太太居然认识Peraire，告诉我他还活着，法国的世界语者在照顾他，后来她寄来一本 Peraire的书给我，我曾试着翻译，但后因工作繁忙而搁置，半途而废，至今甚为后悔。父亲当年在艰苦的环境下自编自刻自印世界语课本，编写科普小册子，接待过日本的绿川英子、鲁迅笔下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和法国的Peraire，他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掩护过革命者的聚会。父亲还提出世界语要“更好地为全人类造福”。对世界语事业，父亲身体力行、矢志不渝，他徒步调查、宣传、演讲，结识各地的世界语者。我查看过20世纪30年代父亲在旅途中写回的信，他一直在思考组织全国世界语学会。解放前夕，他抱病翻译毛主席著作，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建议经党的领导部门同意，组建世界语组织，恢复世界语事业。他主张世界语者应关注现实问题，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说：干世界语不是争权夺利的事情，有人作代表，我也不会抢上前。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世界语。
　　父亲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追求进步、安贫乐道，他们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有“天道酬勤”的敬业精神，在专业上能孜孜不倦，潜心研究，不计名利。这与当今一些人浮躁虚夸、唯钱是举，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呀！父亲一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情，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他为世界语运动奋斗的精神却可以让我们受用一辈子。
　　世界语在中国曾有辉煌的历史，许多世界语者还在奋斗，愿希望之星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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