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传奇，数宗琨！

人传奇，数宗琨！

胡国柱


       1999年9月3日，宗琨骤然去世。一颗绿星殒落了！这是中国世界语界的莫大损失。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端赖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抚今追昔，深感来之不易！之所以称来之不易，是因为每一代人，毫无例外，都需要在逆境中奋斗。所不同者，只是这逆境均带上各自不同的时空特色而已。异代的人想赶上，或者，同代的人想回避，都不可能。
      宗琨生于1937年，从1956年起开始自学世界语，终生不渝。算是五十年代的中国世界语者，而且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代中国世界语者面临的现实是，国家有世界语工作，却并没有世界语运动，而且长达三十年之久。加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无限上纲。学世界语无门，搞世界语却极易有“罪”。许多在世界语运动中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东西，这时都成了大忌。如国际通信，如绿星旗，希望歌…等 。
      我和宗琨是同年异地自学世界语的。当时他在广州，我在郑州，并不相识。后来两人都回到故乡湖北，才得以相见。此时正是十年动乱期间。一切国外的联系都断了。而他居然还有一张世界语唱片，有一面国外友人赠送的真正的绿星旗，有半本（后一半在邮检中被撕掉）国际世协的Jarlibro年鉴，还有一本国际世协的会刊…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久闻大名而无缘一见的世界语珍宝，激动中我脱口而出，欢呼道：“Ho, Ja ricx ! 太富有了！”当时他学习世界语虽已多年，却还没有取世界语名字，于是欣然以Jaricx 命名。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举行柴门霍夫节纪念会，地点就在宗琨家。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遮得严严实实；墙上挂着我画的巨幅柴门霍夫画像，当然还有绿星旗。我们低声齐唱La Espero，所有的节目都用世界语进行。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着我用硬纸做成的绿星章，端坐在柴门霍夫画像和绿星旗前合影。但是这照片却不能送到照相馆去冲洗和加印，因为绿星旗有可能被怀疑成越南的国旗，而柴门霍夫虽然有浓密的大胡子，却显然不是马克思的模样。于是由宗琨兄自己动手冲印了分赠给我们。这些照片自然成为中国世运中的珍贵文物。 这一段特殊的经历，都是二三十年代和后来八十年代的中国世界语者所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这是一段疾风的岁月。疾风知劲草！
      宗琨兄当然是劲草。1957年，他才是大学外语系二年级的学生，却已经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被逐出了中山大学。二十岁的青年，花一般的年纪，人生的道路才刚刚开始，就遭受到命运这么无情的打击，真是太残酷了！宗琨兄并没有沉沦。他胸怀坦荡，继续正直地走着他的人生之路。继续坦然面对那些接二连三降临到他身上的打击和不公正待遇。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无数次审查，批斗，抄家，监视，内控…。他的邮件，多次“遗失”；他与国外友人的通信，多次被掐断。 那些曾经令我称羡不已的世界语珍宝，也都一一消失在这些灾难之中。宗琨兄的罪名，无奇不有。比如说他“有一张地球的照片”（阿波罗首次登月的成果吧？外国通信朋友寄赠的），说他“有一台英文打字机”（怀疑是特务用的发报机了）…这英文打字机在劫难逃，单位终于派了四名大汉，要来搬走了。待见到拿出的竟只是一个手提小盒，来人不相信。问：就这么大？单位里事后按政策都给他作了“平反”。一台英文打字机， 退赔了人民币一元，原物则不知去向。录音机也同样。中山大学外语系没有读完的学笈呢？自然只好放弃了。人的一生中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总不能让老将再返老还童吧？
      宗琨兄豁达大度，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把被人掐断的联系重新恢复起来。他重友谊，豪爽，讲义气，赤诚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政治上入另册，不在乎经济上增负担， 以一个人的力量，自觉地做着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十年动乱期间，他大约是中国唯一与UEA保持有联系的国际世协会员。（另一位是苏阿芒，身陷囹圄了。）他交友广阔，在他的（通信）朋友中，年龄有上至八九十高龄的长者，下及英俊少年；身份有议员，教授，专家，学者，也有家庭主妇，待业者，中学生；地域遍及海内外，五大洲。他在通信中极讲品德，回信及时，从不欠信债，从不因自己的原因而使联系中断，认为这事关人格国格，事关中国人的形象。经常和他保持联系的，就有几十个国家的世界语友人。有的是一家几代和他接力通信，有的是数十年如一日保持联系并（多次）互访。他的名字被镌刻在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的纪念碑上，实非偶然。
       1972年，一位新交的西德朋友，向他表示对新中国的邮票很感兴趣。宗琨兄立即买了新中国从1949年第一枚到1972年发行的全套邮票寄去。当时两国尚无外交关系。这位西德世界语朋友，从海关领到这厚厚的一大本中国邮票，激动万分，感到无以为报，就寄了一架普通的小照相机作为谢礼。宗琨只收到了包裹单，而照相机则被中国海关“依法”（？）没收了。
      作为世界语者，最响往的去处，无过于一年一度在各国轮流举行的的Universala Kongreso （国际世界语大会，简称UK）了。来自近百个国家，好几千名代表，不用任何翻译，抱着追求友谊的目的，亲密无间地在一起相处，水乳交融。这是多么动人的大同世界的预演！我们虽然都心向往之，却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出国参加UK，只能是个梦想。但我们的极度热心并不减退，而是想法寻找替代的办法。办法之一就是在每年UK召开的同一天，我们也来开自己的会，而且设法把会议的简称也要搞成UK。十年动乱期间，我们把夏季口语集训称之为Uhana Kunlogxado （简称小UK，宗琨是历届的主席兼司库），1978年的武汉世界语学术座谈会，称之为 Uhana Kolokvo （简称也是小UK，地点就在宗琨家，我们称之为扬府），最有影响的是1981年夏天在黄石举行的 Ukoeska Kunlogxado （简称还是小UK，宗琨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都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的国家级纪录，取得了国际影响。引来国际世协UEA用自己会刊（1978年2月号）的整版封面来欢呼：“Cxinoj (re)venas !中国人（回）来了！”但是也引起了某些人的痛心疾首，并且用政客的手法把新中国第一个省级世界语协会的生命，非法扼杀了整整四年（1982－1985）。宗琨用自己的相机，纪录了大会的盛况以及从黄石往庐山作“敦克尔克”大撒退的那个黎明。我们坚信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坚信陈毅元帅的遗愿定会实现：国际世界语大会UK一定会在中国召开！
       后来，第71届UK真的于1986年8月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了。按照国际惯例，只要你遵守章程，照章付费，不带翻译，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并没有其他的限制。而中国组委会对外虽然按照国际惯例接受报名，欢迎各国世界语者踊跃来华访问，可是对于国内代表的报名却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大体是通过组织部门把关，按计划经济模式进行分配。湖北虽是世运大省，按最高标准执行，也只分到十五个名额。宗琨兄（以及另一位更有理由与会的李军同志）都“名落孙山”了。这时他的德国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从德国用马克为他付清费用，办理了全部报名手续。宗琨对我透露了这个底，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要向大家也公开这个消息，以示他不会占用中国代表的名额。我建议他先不要公开，而是继续作努力。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自己“落难”的时候，看清旁人的嘴脸。果然，通过宗琨赴会这件事，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善良的心，同时也看到了另一些人很不光彩的表演。
       我与宗琨没有直接走京广线去北京，而是绕道河南，山西，经洛阳，太原去北京的。沿途拜访了当地的世界语朋友。在白马寺，他租了摄影师的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照了一张“国柱为宗琨牵马”的照片。两人都开心地哈哈大笑。
       在北京UK会埸外，他首次与通信多年的西德朋友OTTO见面。并不是事先约好的时间，完全是路上巧遇。凭着心灵感应，彼此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同时呼唤对方的名字。拥抱！那场面真动人！宗琨有了全套合法的大会证件，却不能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在中国举行的UK，不能与中国代表同住。当然他也不会去与德国代表同住。于是就住在一家小店的地下室里，吃饭也是自己解决。UK会后有几条旅游路线，宗琨的外国友人全都取了华中这条线。我们在武汉隆重地接待了来访的各国世界语朋友。宗琨不再是“外籍”世界语者，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东道主。扬府里接待了一拨又一拨的海外嘉宾。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宗琨的老友OTTO是德国杜依斯堡市的世界语协会主席。由于他的穿针引线，后来武汉与杜依斯堡结为了友好城市。宗琨还借世界语之助，促进了中日两国医学界的学术交流，人员互访，为我国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在这些活动之中，宗琨只有无私的付出，从未得过一分钱的好处和资助，甚至有关方面口头上的感谢。在言必称利的时代背景下，宗琨的这些举动，的确称得上是当代奇迹。
       宗琨早年曾经写过一篇自述：Esperanto kaj Mi（世界语与我）。那文章末尾用幻想的笔调写道：“我作好了准备，即将启程前往UK..." 宗琨一生中共参加过第71，72，73三届UK。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参加的三届UK，很有代表意义。一次，是在我的祖国的首都（1986，中国北京）；一次，是在柴门霍夫博士祖国的首都（1987，波兰华沙）；一次，是在世界语者祖国的首都 （ 1988，荷兰鹿特丹）。
       1987年的华沙之行，现在的人可能以为不足为奇，其实是很不简单的一次壮举。一如著名数学家杨乐在回忆中所说，七十年代末期，他出国去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是需要中共中央在京全体政治局委员都签同意后才能成行的。宗琨虽然不需惊动中共中央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但是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个人自费赴UK开会的先例，所以在办出国手续方面遇到了许多不顺，时间被延误了。办完手续，已经没有合适的火车票卖了。坐（国际航班的）飞机是没有钱的。宗琨决定不买飞机票，而是等“飞票”。天佑宗琨，守在窗口，还真的让他等到了一张！ 是西班牙驻华大使夫人的退票。于是宗琨得以和回国度假的西班牙驻华大使同行，七天七夜，经西伯利亚赴莫斯科。宗琨在旅途中仍然宣传世界语，称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去华沙参加世界语的百年大庆。他饱满的精神和如洗的空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素不相识的旅伴，美国的凯瑟琳夫人肃然起敬。觉得宗琨兄似天外来客，神圣高洁。她用体面的方式在俄罗斯给了宗琨无私的帮助。后来宗琨称这位虽然不懂世界语却给了世界语者莫大帮助的凯瑟琳女士为他的“整朋友”。宗琨只赶上了百年大庆的最后一天闭幕式。一出华沙火车站，见到巨幅的世界语标牌，宗琨不禁潸然泪下，这是喜悦的泪，这是辛酸的泪，这是百感交集的热泪！宗琨领到了第5964号出席证胸卡。也以此改写了大会的纪录：大会公布的统计数字，说出席者为5946人。宗琨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我是第72届UK的最后一名与会者。这最后一名世界语者正好来自中国。我为此感到光荣，因为这最后的一名与会者是一个中国人，为了我们亲爱的语言的百年大庆，他来了。”他从会场给我寄来了明信片。我送给他的，是一首诗歌，发自肺腑的《酷相思》：“天降大任于斯人，劳其骨，苦其心，排万难全凭意坚贞。传友谊，万里行，结友谊，万里行。华沙朝圣费苦辛，有志者，事竟成。庆百年世运纪录新，事传奇，数宗琨，人传奇，数宗琨！”
       宗琨还出席了第73届UK。据也在现场的丹忱回忆，宗琨完全以一个Servisto（老仆）的形象，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料着一位中国的盲人世界语者。我马上能想到这样慈祥可亲的形象，正是鲁迅先生说称道过的“孺子牛”也。我马上回忆起1997年我们在广东从化会议上为李奈西前辈所译《勇敢的约翰》所作的工作。宗琨以孺子牛般的精神，干了最辛苦的工作。宗琨从1997年春天接手Penseo的司库和发行工作，经管Penseo基金的帐目。为了节省大家捐赠的每一分钱，宗琨在把小刊寄出之前，要对每一封贴好邮票的信件进行称重，凡有可能超重者，宗琨都要把信封的大封口剪去若干，务使重量无懈可击。
       为了方便国际通信，宗琨近年买了电脑，每天上网收发电子邮件。1999年，黄石世界语协会发起迎新世纪沿欧亚大陆桥远征活动，打算从中国的连云港步行到荷兰的鹿特丹，宗琨的电脑，事实上成了黄石世界语者徒步远征队的对外联络中心。宗琨还为远征队员买了御寒的睡袋，亲自送到河南。回来以后，就觉身体不适。开始还以为只是偶感风寒，后来却查出患有肺癌，且已扩散，随即于5月17日住院。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很好，曾笑对我们说要成立一个世界语者抗癌协会。加之有他夫人万医生的精心照料，我们一直对他的康复是抱有很大希望的。8月15日，我再次去医院探望他，听说经过强化般的放化疗，他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只是近日有点发烧。我在那里对他背诵我的“集杜（甫）诗句”：出门搔白首，苦道来不易（指指我自己）。冠盖满京华，斯人（我用手指着宗琨）独憔悴…。天阴沉下来，即将有雷阵雨发生。宗琨让我快走。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永别。我返回了黄石书斋，赶着编因电脑出故障而拖欠下来的Penseo。9月4号，突然从电话里得到宗琨去世的消息。第二天就和黄石的世界语者一同赶往武昌。他的住所门前已经摆满花圈，室内挂满挽联。追悼会订在两天以后举行。丹忱等着我，赶紧把世汉两种文本的讣告定稿，从网上发出。几分钟后就有了反响。两天之内已经有二十一个国家的友人发来了唁函唁电…。这个数字使参加追悼会的许多非世界语来宾大为震惊，因为即使是一个位居高宦的人，也难以得到这么强烈的爱的反响。
      宗琨的葬礼是在浓厚的世界语气氛中进行的。横幅用汉世两种文字书写而成。两旁是他家人的一幅挽联：
                               世界语系殒魁星，笑貌清容留网上
                               扬氏门庭折玉柱，高风亮节记心中
        他的遗体卧在鲜花之中，胸佩绿星章，身上复盖了一面巨大的绿星旗 。世界语者以隆重的“希望歌”向他告别。代表协会所作的悼词，我是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写成的。既不能长，又要全面反映宗琨的世界语业绩，尤其要让出席追悼会的非世界语界来宾（包括领导）都能听懂，让他们从宗琨的身上，看到世界语者的优秀品德。果然，满座闻之皆掩泣，许多来宾都哭了，事后纷纷要找世界语协会的人联系。
       我在悼词末尾引用了柴门霍夫博士的一段话。这段话很像是我们的大师此时此地专为宗琨而言的：Ne cxiuj esp-istoj scias, kiom multe nia afero sxuldas al nia kara foririnto. Venos la tempo, kiam cxiuj esp-istoj ekkomprenos, kiel gravega estis lia laboro. Al la nekonsolebla edzino kaj al sxiaj gefiloj mi povas certigi, ke en la mondo de la esp-istoj la memoro pri la kara foririnto neniam mortos.(并非每个世界语者都知道，我们的事业有多么受益于我们亲爱的逝者。但是会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世界语者都将知道，他的工作有多么的重要。我可以向他那无可慰藉的夫人及她的子女保证，在我们世界语界，对他这位亲爱的逝者，我们将永志不忘！)
       宗琨不朽！Jaricx cxiam vivos en nia koro !
       宗琨安息！Jaricx pace ripoz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