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之路

　　英人罗伯聃1840在他编写的《意拾喻言》（今称《伊索寓言》）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余作是书，非以笔墨取长，盖吾大英及诸外国，欲习汉文者，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按他自己的定义，这是一本给外国人自学汉语的读物。该书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则是内容上选取了西方人家喻户晓的伊索寓言，但推敲其行文，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式的、或者说是中国化了的伊索寓言：“盘古初，鸟兽皆能言。”再如：“大禹时狮子与笨驴同猎得一羊，论理则当平分。”如果我们设想在此不久之前，清政府还禁止向外国人出售中文书籍，惩罚教外国人汉语的中国人，那么罗伯聃此举，可以说是促进汉语学习的一种尝试。无独有偶，中国早期的许多英语教科书如《华英进阶》（1898）也采用了伊索寓言作为教学内容。伊索寓言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交汇的符号，当今这样的符号当然是不胜枚举。如果我回顾自己旅德15年来怎样走上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道路，好像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和汇通的结果，有许多偶然，但跨文化始终是其主旋律。　

　　17岁，我去同济大学学德语，21岁去浙大教德语，学得开心，教得也开心。而第一次教汉语的经历是在22岁那一年，浙大为从德国来的留学生开办了汉语强化班，派我去兼几节汉语课。记忆中我在课堂上十分窘迫，面对极为简单的问题，竟然章法全乱，完全没有了平时教德语的那份从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面对自己的母语，由此体会到教汉语并非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浙大工作了4年之后，　我于1990年来到了德国柏林，就学于柏林工业大学教育系，在选择第二主专业时，在日耳曼语言文学和汉学之间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在柏林自由大学修汉学，　从此我和德国汉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趣的是在我攻读硕士期间，因为在浙大教德语的经历，我幸运地在柏林工大语言中心拿到了两年教外国学生德语的助教位子，这样我能够初步地积累一些在德国大学的教学经验。同时因为我对汉语和汉学研究越来越感兴趣，我选的硕士论文的课题是《巴比伦的困惑——　论语言、思维和外语教学》，其中一章主要探讨了德国哲学家洪堡对中国语言的论述。在学习的同时，我也教一些汉语，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承担了德国劳动局举办的“中国通”培训计划中一年的汉语强化教学，从而对初级和高级对外汉语教学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和实践。其初级班的对象是汉学专业之外的大学毕业生和下岗工程师等，学习汉语是零起点，而高级班的成员主要是大学毕业的汉学家，在进行专业培训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当时教学中让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是初级班的一位成员在学了半年之后，竟然让西门子公司请去教一个星期的汉语入门，居然还很成功。　

　　硕士期间和之后我还参加了累根斯堡大学文化心理学所的“中德跨文化交际”的大型科研项目，受益匪浅。随着中德经济的深入和发展，如何减少中国人和德国人在交流和合作中的摩擦，有效地改善双方的交际，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累根斯堡大学的这一项目是同类课题中开始得最早的，规模最大的，所以我不仅有机会学习各种跨文化比较和分析的理论，同时也参加了在德国企业在这方面的咨询实践，成为德国首批中德跨文化交际的咨询顾问。因为跨文化比较在德国上世纪90年代是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热点，所以我的跨文化咨询，引起了媒介的兴趣，德国的电视和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目前，只要时间许可，我在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之余，还是参与一部分企业的咨询工作，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把汉学方面的最新中国研究成果介绍给企业界，同时通过和企业的接触，可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以及在和中国合作方面遇到的问题。　

　　在国外求学不易，在德国更是路漫漫，所以作完了硕士对于继续攻读博士，我心里多少有些犹豫，不过硕士论文很幸运地获得了德国学术交流机构的优秀外国学生奖，之后又申请到艾伯特基金会的博士奖学金，于是也就平添了一番继续登攀的勇气。攻博的专业还是教育学，重点还是外语教学，博士论文成书出版的题目为《用之先导　——　近代中国外语教学的政治层面》。中国人学习外语，德国人学习汉语作为外语，其实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而我的人生道路也在这两个语言之间来回穿梭。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不久，很偶然得知康斯坦兹工学院新成立了一个经济汉语专业，在招聘一名汉语教师，我心想不妨去应聘一下，结果几个月以后就离开了柏林，开了800公里的车，来到了靠近瑞士的小城康斯坦兹，这个博登湖畔的小城以风景如画、气候宜人而著称，是德国人颇为向往的地方。这样我就成了所谓的德国国家公务员，开始了在德国的正式教书生涯。　

　　小城悠悠，日子过得十分宁静，教书、写书，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两年之后，我离开了康城，来到了埃尔朗根大学汉学系。埃尔朗根地处德国中部，是欧洲中世纪的著名城市纽伦堡的近邻，这是个有250多年历史的古老大学的所在地，同时也是西门子公司的总部。我在康斯坦兹工学院经济汉语系负责基础汉语教学，而来到埃尔朗根大学之后，不仅仅参与基础汉语的教学，而且是陪伴学生的整个汉语学习，从初级到高级，同时也参与一部分汉学方面的课程。埃尔朗根大学除了重视汉语教学和汉学的结合之外，还有很好的科研环境，这些都是我选择这所大学的原因。两年前国家汉办在我们汉学系设立了德国第二个汉语水平考试的考点，由我主要负责，考点的建立更促进了德国南部地区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德国近年来学习汉语和汉学的学生不断增加，但是新生入学，有些也只是出于猎奇，有些是被中国汉字之奇妙所吸引，有些是为异国风情所动，也有个别人是看多了香港的功夫片，所以基础汉语教学非常重要，是师傅领进门，而在德国实际上还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一般来讲，半年之后，学生人数减去三分之一，这样，剩下的学生是有兴趣或下定了决心的。但因为德国实行双或三专业制，所以学生除了学习汉语和汉学的课程之外，还有别的专业的压力，学习汉语的时间相对较少。学生一般两年之后去中国留学一年，强化学习汉语，这样回德国时，汉语的听说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汉学系在德国的传统中不是一个语言专业，而是一个语言文学专业，所以最终要求学生能够对中国的某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阅读中文文献资料是高年级学生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我多年开设了“中文学术刊物阅读”，很受欢迎。根据各个学生的硕士课题定向，我们选取文学、哲学、语言学、文化学等专业刊物的文章，在讨论有关主题的同时，侧重训练学生阅读高难度长句子和长篇幅文章的能力，让学生了解中文学术文章的语言结构特点及相应的专业术语。　

　　如果说基础汉语中涉及到的文化现象还主要局限于语言运用方面和不同的交际策略，那么经典原著的阅读则是让学生深刻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原著解读本身也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因为有很多文化现象，对于文化 “我者”是习惯成自然，而“他者”的眼光常常能引发一个陌生化的效应，一个从来不是问题的现象就会被作为问题提出来。比如我在给学生上“红楼梦选读”时，学生们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同一个人物，随着上下文的变化，常有不同的指称。如《红楼梦》第三回林如海请贾雨村送林黛玉进京，下一段的起始句就是“那女学生原不忍离亲而去”，中国读者都明白“女学生”是指黛玉，而德国学生常常不明所云，从何冒出一个“女学生”来。之所以称女学生，当然是从贾雨村的角度出发的。而一个对母语者再简单不过的“琏二嫂子”的称谓，德国学生首先要知道其一王熙凤是贾琏的媳妇，其二贾琏排行为二，其三王熙凤是黛玉的嫂子。文化学中关于中国社会对等级观念的强调，在这些小小的例子中就显露得淋漓尽致。　

　　旅德15年，我很庆幸能按自己的意愿念完书，并继续从事心爱的教学工作，沏一杯绿茶，一卷《红楼梦》在手，我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我深信，我的家就是我的文化背囊，背着它，世界处处是我家。早几年有一个班学生学了一个学期的汉语，学期快结束时，他们送给我一件黑色的T恤衫，上面用红字写着“万里无云”，这是他们教材第三课的第一句句子。我想，今天万里无云，天天万里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