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播的战略与策略

中国文化是全球各种文明中唯一没有出现中断的、万年绵延的伟大文明的集中体现。直至清代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民经济体和世界经济文化的几大中心之一，中国文化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犹太等文化并称古典文明之最。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以及中国内部人口激增、政治动荡等原因，中国文化一度衰落。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不仅将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改造为独立自主、初步繁荣的现代国家，并且和平崛起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中心之一，外国观察家称许为“重返全球第一国民经济体之旅”。

    伴随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文化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复兴。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国文化复兴不仅依赖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公平、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也有赖于中国建立基础深厚、高瞻远瞩的文化传播战略与巧妙得宜的传播策略。

文化断裂：

当代中国文化的传播问题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恢复、引进、传播西方当代科技知识和工商管理经验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完善一整套继承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以促进自身发展、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等战略机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在纵向传播方面，对于如何继承中国悠久博大的传统文化并使之在全中国人心目中生根开花，中国当代社会始终没有设计出一套深谋远虑、切实可行的文化传播战略。从幼儿园教育到大学研究生教育，在门类杂多、常常压得学生透不过气来的课程中竟然没有一门系统的传统文化课程，全球唯一的万年绵延的伟大文化传统在当代青少年中面临断代之忧；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非常丰富、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人文智慧、生态智慧、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等深厚智慧资源和精神资源，被当代社会各层面长期忽视荒废；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厚的个人承担社会责任、推进社会进步等道德伦理资源，一度被宣判为“封建礼教”而横遭否弃，社会出现巨大的道德伦理真空，各种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全民族的道德素养和文明素质长期处于低水平，中国游客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经常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针砭，其中不乏讥讽和鄙夷之词。

     其次，在横向传播方面，由于中国当代社会是1970年代末才对外开放的，当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传统的真正价值也往往认识不清，只急功近利地引进西方当前流行的经济社会思潮和工商科技知识，对博大精深的西方文明传统非常无知，遂造成对外文化交流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严重脱节，政府机关、企事业、媒体，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所以在设计、实施、宣传报道一些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时经常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当代知识分子以及一般大众，受西方强势文明的物质诱惑与精神影响，在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潮流恰当结合方面长期陷于困惑、盲从。中国文化的内部发展与对外传播战略也因此难以合理有效地建立并完善，中国的综合实力中的文化含量、“软实力”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印度、韩国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

    再次，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明的强大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化不仅长期处于被动、模仿、照搬西方模式的劣势且有被日益同化的危险，主要的文化产品——精英层次的教育、学术，大众层次的电影、电视、唱片、网络游戏、时尚、书刊等文化产业，日益西方化，很多正被操控于西方跨国企业机制中，中国文化人只能刻意模仿西方文化产品并削足适履地迎合西方受众的趣味，具有全球普遍价值和强烈现实意义的中国文化，被无形消解为“地方性的奇观”、“正在消逝的东方奇景”或“古玩”、“杂耍”，中国文化被降格、扭曲、肢解并同化，文化传播与对外交流由于中国文化对等地位的消失而不具有影响力。

继承与融合：

西方文化品牌营造的范例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比照西方，没有15世纪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和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改造，就没有近代西方文化的光辉灿烂。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不仅是近代世界美术的最高典范并且直接哺育了当代意大利的时尚潮流；科雷利（1653－1713）、维瓦尔第（1678－1741）的大协奏曲与圣母颂的优美旋律至今仍熔铸在帕瓦罗蒂、波赛利等男高音歌唱家与流行音乐明星的精妙合作中，从而打造出真正流行不衰的当代时尚文化的品牌；同样，没有法国古典主义美术（以普桑、大卫、安格尔等为代表）与浪漫主义美术（以德拉克洛瓦、柯罗、米勒等为代表）的共同哺育，法国就不可能诞生或容纳如此众多的现代主义美术大师（以梵高、莫奈、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为代表），法国也不可能成为全球视觉艺术的“心脏”；没有灿若群星的法国文学巨匠（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普鲁斯特、纪德、瓦雷里、萨特、卡缪、日奈、杜拉……），就没有现代法国电影的辉煌（维果、布烈松、克雷芒、特吕弗、雷乃、戈达尔……）；没有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确立的德奥古典乐派的最高典范，西方古典音乐也就不可能至今回荡于全球各个角落。同理，没有英国文艺复兴、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唯美主义文学艺术（莎士比亚、多恩、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罗斯金、王尔德等等），没有美国从浪漫主义的爱默生、惠特曼、梭罗到当代垮掉派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化杰作，就不可能孕育诞生当代电影、流行音乐的时尚明星（“甲壳虫”、“猫王”、梦露、迪安、杰克逊、麦当娜）……西方当代文化成功地继承了各自文化传统中具有强大活力的因素，推出了自己行销全球的文化时尚品牌并且逐步成为自身文明的时尚象征。

     意大利是欧洲时尚文化的重要中心，同时又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和近代文艺复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它所营造的两个文化时尚品牌不仅行销全世界且成为当代意大利文化的完美象征。一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与国际流行音乐巨星合作，连年推出的为战争中的儿童募捐的盛大演出“帕瓦罗蒂和朋友们”，演出的人道主义主题、高雅的歌剧艺术与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让全世界不同层次、不同欣赏习惯与意识形态的观众都欣喜若狂、耳目一新，成为风靡全球的意大利文化品牌。二是著名盲人歌唱家波赛利在2000年的喜庆气氛中推出的著名演出《千禧礼赞》（Sacred Arias），作为残疾人士，波赛利是令全球仰慕的自强不息的道德象征，他“天使般美妙”的歌声，是对痛苦动荡的当代世界的祝福，行销全世界的这张光碟将罗马古城的风光、圣赛西利亚教堂的崇高壮丽、整场演出的庄严恬美、主角波赛利日常生活的亲切片断、韩国指挥家郑明明虔诚的表情及其所象征的多种族融合、全球一体的文化感情……完美冶于一炉，令人叹为观止，仿佛受圣母眷爱的“至福千年”真的就要降临人世，如今全世界虽经历了恐怖主义、生态灾害、贫富分化等巨大劫难，但波赛利的歌声所宣示的光明希望仍然如天使一样翱翔于全人类的心中。

文化培植、复兴与交融：

传播策略

     一种文化的复兴并逐步形成文化时尚品牌乃至全球文化象征，必须依靠全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觉醒，在此基础上，设计、贯彻一整套文化培植、复兴、发展与对外交流的传播战略，在此文化战略的指引下，采取巧妙得宜的传播策略，逐步将文化战略的基本目标实现。分析起来，其中有几个重要环节与重要举措。

    1. 在全社会迅速树立起饱含中华文明智慧与历史经验，同时又被各文化体系普遍公认的文化价值观，当前“和谐社会”的理念、中国儒家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博大精神、道家以及佛教智慧中人与万物和谐共存的可持续思想，尤其是从炎黄、尧舜开始，中经孔子奠定，下至岳飞、文天祥等仁人志士所组成的、深深浸透在中国、东亚乃至全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伟大道德象征谱系，不仅是全民族道德教化最根本最丰富的资源，更是中国文化继承、发展与传播的精神基础，这一道德传统或象征谱系，对全球各文明具有普遍感召力，应当成为文化战略与文化品牌形成的精神核心。

    2.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学术体系，严重缺乏本土文化继承以及外来优秀文化的精确选择、诠释与传播，造成学生、教师、家长以及整个社会急功近利、庸俗浮躁的流弊。目前应当迅速从修订大中小学教育大纲入手，普遍开设传统文化课，将思想品德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心、诚意、修身等充分结合，将学生身心培育、道德操守与对教师的教育成就、学术成就的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开设西方文化的诠释课程，培养学生鉴别吸取西方文化精华的能力，逐步使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西方文化精华的吸收融合确实在中国教育学术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

     成功的范例比比皆是。自晚唐直至现代、绵延1000年以上的中国书院教育传统，积累了从根本上补救科举应试教育僵化模式的丰富而有效的经验，从幼童到国子监祭酒如何诵读经典、师生之间如何讲习经典、交换批改彼此日记、共同以道德情操相砥砺的故事千年流传、万古叹美，影响深入东亚各国，韩国、日本至今还有书院学生清晨登山大声背诵《大学》、《弟子规》等中国修身经典的传统；兴盛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青少年读经活动”也回传中国大陆，影响更加深远。

     我从2003年起即利用暑假为小学四年级的儿子用中英两种文字讲解《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的重要篇章，平日娱乐时也让他尽量耳濡目染中西传统文化的精华——京剧、越剧、大鼓、相声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各国童话、马克·吐温的小说、卓别林的电影、瑞奇·马丁演唱的歌曲与《哈里·波特》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几年下来，他已经能从一段交响乐中听出故事并评判起旋律的优劣，不参加任何“提高班”也能凭自己实力考入重点中学；相反，当我以上述内容为研究生讲解《人文思想与文化传播》课程中那些中西文化的深层问题时，大部分研究生一脸茫然，闻所未闻，让我痛感今日文化断裂之严重。

    3. 迅速设立中国文化战略研究院，对如何继承自身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对如何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恰当吸收全球各种文化精华进行研究，进而对设计、贯彻、修正中国文化战略负主要责任。该机构主旨在于营造全球一体、天下一家的文化气氛与文化感情，因此应当尽可能淡化官方色彩，突显民间研究与推行的品格、特色。检讨起来，中国对外宣传、交流的各种项目，迫于学识水平和管理机制，仅能把紫禁城、长城等文化符号简单地附加拼贴在一个展览、演出或研讨交流的外包装上，常常忽略了这些符号蕴含的丰富深沉的文化内容，所以很难形成长久不衰的文化品牌。当前的对外交流项目，大多尚停留于衣食住行等“风俗旅游”的水平，与中国日益上升的全球地位完全不匹配。

    4.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为了贯彻这一战略的基础，不仅要将传统文化的修习课程列入统一的教学大纲，更应当鼓励并资助各种教育、科研、社会机构开办独具特色的国学、西学研修班，让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从书斋走向大众。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开办本硕连读的“国学院”就是很有益的尝试。

    5. 迅速纠正当前以论文发表的数目和规格衡量教育科研质量的错误学术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中国教育、学术、科技、文艺领域合理的管理机制、评价机制与创新机制，逐步恢复中国作为世界思想学术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目前国家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投入教育科研，各种项目林立，耗资不少，但收效不佳，原因就在于不遵循教育科研的基本规律，以急功近利的经济模式管理、评价教育学术，造成中国核心竞争力的落后。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哺育诞生了多少真正具有原创性、领世界文化风骚、深刻启迪全人类智慧并准确预见世界未来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的“文明轴心期”，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子夏、子思、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孙子、伏生、董仲舒、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狄奥尼修斯、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迟至清末民初，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精粹的恰当融合，仍然培育出了促成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者思想家梁启超，“国粹派”大师章太炎，不惜以生命殉中国文化的学术大家王国维，首译《论语》、《中庸》，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学权威”，一生特立独行的辜鸿铭，清华国学院导师、被许为“当时世界博学第一”、一生艰苦卓绝的陈寅恪，中研院唯一的“文化史”院士、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与巅峰学者柳诒徵，“现代新儒家之三圣”之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会通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创办新亚书院、被尊为“国师”的思想巨匠钱穆等一大批学术思想大师，为现代中国学术树立了典范。

     再如艺术领域，冼星海、聂耳、黄自、华彦钧、马思聪等音乐家创作出的声乐器乐作品，至今依然脍炙人口，代表着中国现代音乐的独特风范，陈钢、何占豪融合民歌、戏曲与西方小提琴协奏曲，创作出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被西方人士尊为“最美的中国爱情故事”而久演不衰，成为当代中国音乐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艺术作品。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不能产生经典作品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代社会的长期贫困落后，似乎文化产品必须依赖一个社会足够高的富裕程度或经济发达水平。全部文明史和文化史都有力地驳斥了这种片面、机械的看法。作为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肇始地的意大利，并不是当时欧洲最富裕或最强大的国家，相反，它在经济上始终落后于西班牙、荷兰、英、法，在政治上更是长期分裂、极不稳定，但悠久丰厚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文化传统孕育出的人文主义思想，使它在近代西方文化中率先绽放异彩。

     相比之下，西班牙王室在拥有美洲大部分财富的条件下，却继续执行其封闭僵化专制的内外政策，最终被崛起的拿破仑所领导的法国军队打败，从此一蹶不振。同样的情形也出现于近代早期的德国，小邦林立的德意志，哺育出才华横溢、祖孙家族相承的巴赫音乐家族、亨德尔、泰莱曼、贝多芬等音乐大师，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等浪漫派文学大师，康德、费席特、黑格尔、谢林等哲学大师，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德国音乐、艺术与思想之花却骤然凋谢了”。（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其他的例证不胜枚举。

     历史证明，文化继承、发展与传播的规律是，一个社会或一种文明的伟大传统，其内在精神核心与生命活力，能否精确继承并实现现代转型，从而在历史新局中重获生机，其中最重要条件是政治的宽松开明以及国家精明远大的文化战略与文化政策。比如近代早期的法国，在文化上远比意大利落后，但“太阳王”路易十四刻意网罗意大利以及全欧的文化艺术人才，传说达·芬奇死在他的怀抱中，不朽的《蒙娜丽莎》遂永留法国，成为卢浮宫的“镇宫之宝”；再如少年莫扎特名满全欧却被萨尔茨堡大主教以仆役对待，莫扎特愤而辞职，出走维也纳，终因贫病交加而英年早逝，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永难愈合的伤口。

     文化是人类文明体系中最娇嫩、最珍贵、最核心、最持久的部分，一国政治、经济很可能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而盛衰不定，但该国的文化却不因此种涨落不定的变化而改变其初衷、其精神，只要此文化在，则此国家、此文明终必复兴；反之，如果文化的内在精神、活力与伟大传统，被拦腰斩断或被异质文明彻底同化，则这个社会的纷乱、文明的衰落绝不因一时的政治稳定或经济繁荣而改变，因为文化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最深的本源、动力与理想境界，文化发展与传播的正确战略和策略遂成为文明复兴之重要前提与条件。

     余尝执教韩国、新加坡并游历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深为东西方人士保护自身文化传统以及生态环境的巨大努力所折服，同时更深为忧虑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播处境。前不久，因自己创作的剧本《中国奇遇记》在德国大使馆举办的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征文中获奖，受邀出席两德统一国庆招待会以及德国现任大使沃克尔·史丹泽博士在使馆举行的晚宴，席间，德国使馆新闻处官员、聪明美丽又兴趣广泛的玛丽亚·葛斯小姐问我：“您为什么对德国文化具有浓厚兴趣并深入研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德国文化是理想主义的，中国文化也是如此。这是中德两国文化交流的精神基础。”她深表赞同。一切文化交流与传播，都是要交流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中国自立并融入全球社会的前提，是将自身文化的伟大精神提炼为一种全球认同的伟大理想，在全球分享这一伟大理想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才能与各种文化比肩、平等交流并长久立于荣耀之地。（作者：毛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 本文刊于《对外大传播》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