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 汉蒙对译（西里尔文） 阅读：6218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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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Монгол Нууц Товчоо）.rar 蒙古秘史 余大钧 译注 序言 蒙古民族的瑰宝—《蒙古秘史》 （译注者序）《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学古典名著。 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其所撰《蒙古社会制度史》中说：“如果可以说在中世纪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人那样吸引历史学家们的注意，那么也就应该指出，没有一个游牧民族保留像《蒙古秘史》那样形象地、详尽地刻画出现实生活地纪念作品。” 美籍华裔学者洪业在其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中说：“尽管这部书写作费时不久……其背景则为古代游牧民无数世代地生涯。” 日本学者村上正二在其《蒙古秘史》译注本《解说》中说：《蒙古秘史》具有“作为历史文学先驱的第一流作品的地位”。 法国学者伯希和在所撰《论<元朝秘史>中的蒙文原文》中说：《蒙古秘史》是“第一流文献”。 蒙元时有历代蒙古大汗宫廷内用蒙古文编撰的记录历代蒙古大汗事迹的史书，蒙古名“脱卜赤颜”（又作“脱必赤颜”、“脱不赤颜”、“脱必禅”、“脱卜察安”等同名异译），汉人称为“国史”（意即统治民族蒙古族的历史）。“脱卜赤颜”即蒙古语“历史”之意。蒙元时《脱卜赤颜》秘藏内廷中，不准任何外人阅读。 《蒙古秘史》就是记录成吉思汗先祖系谱、传说、事迹，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元太宗）事迹的早期《脱卜赤颜》，原名只是《脱卜赤颜》，因为是蒙元时秘藏内廷的蒙古史书，明洪武时翰林译员们把它题作蒙古文《蒙古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并把其中每个蒙古词逐一用汉字音写下来，再加上旁译（每个蒙古词旁所注汉文意思）和总译（每节蒙文大致内容的汉译），作为培养通蒙古语的大批译员们的蒙语教材，所加的汉文书名为《元朝秘史》。 蒙古文原文的《蒙古秘史》早已散失，现仅存其汉字音写、旁译、总译本，即《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共分282节，明洪武分正集十卷和续集两卷，《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全文分为十五卷。于是，《元朝秘史》在后世流传中，遂有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但两者内容完全相同，都包含282节。 现存的《元朝秘史》诸本中，以《四部丛刊三编》十二卷本（影印清顾广圻监抄本，并配有41叶明洪武刻本残叶），额尔登泰、乌云达贲的《蒙古秘史校勘本》十二卷校佳；在十五卷本中，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中藏有几种较佳清代抄本，而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1962年影印的十五卷鲍廷博抄本，则错字特别多，是现存诸本中最差的一个本子。 《蒙古秘史》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撰写的，是蒙古大汗命宫廷内的畏兀儿族（包括加入蒙古诸部的畏兀儿商人）必阇赤（书记官）们记录蒙古人的口传的传说、故事、事迹、诗歌，加以文学加工、文字润色而撰成的。因此，《蒙古秘史》即是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学古典作品，又是蒙古、畏兀儿两族文化交流、合作的结晶。 《蒙古秘史》第282节尾跋写有“鼠儿年七月”“写毕”，对于本书成书的“鼠儿年”，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主要有1228年戊子年说，1240年庚子年说，1252年壬子年说等。 《秘史》第282节尾跋全文为：“会聚在一起举行（了）也客忽邻勒塔（极为隆重盛大的最高国事会议），[后]，鼠儿年七月，帐殿群驻扎在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的朵罗安孛勒答黑与失勒斤扯客两山之间时，写毕[此书]。” 要确定成书的鼠儿年为哪一年，离不开写成此书的地点—漠北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地区，以及写成此书不久前在该地区召开的也客忽邻勒塔这两个具体条件。 根据中外史料进行具体分析，1228年戊子年并未在阔迭额阿剌勒举行也客忽邻勒塔，推戴窝阔台为大汗的也客忽邻勒塔，是在第二年1229年已丑年秋举行的。如果1228年戊子鼠年写成此书，那怎么可能在戊子鼠年秋七月写毕此时时就提到了一年以后才举行的也客忽邻勒塔？ 根据中外史料，1240年庚子鼠年并未举行忽邻勒塔，而且这一鼠年夏、秋，拔都、蒙哥、贵由等主要宗王均尚未从西征战场上返回蒙古，不可能召开忽邻勒塔。 根据中外史料，1251年辛亥猪年夏六月至1252年壬子鼠年春举行推戴蒙哥为大汗及议决惩办、处置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及其党羽的措施的也客忽邻勒塔于阔迭额阿剌勒，其后不久，壬子鼠年七月，《秘史》写毕。因此在《秘史》中有不少美化蒙哥之父拖雷，贬低窝阔台、察合台及其子孙贵由、不里的描写情节，这是符合于巩固蒙哥新政权的政治需要的。 《秘史》成书于1252年壬子鼠年秋七月，这是惟一能够得到合理解释的答案。而将《秘史》成书定为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64年甲子等鼠年的种种说法，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无法得到合理解释。（详见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以及本书第282节注③）。 《蒙古秘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古代游牧狩猎诸部族、尤其是蒙古诸部落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原始宗教信仰、习惯法等方面的原始资料，也是研究蒙古族的起源、形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历史、大蒙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最重要的基本史料之一。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如古羌、戎、狄人，匈奴、鲜卑等，均无本民族的文字，故未留下直接记叙其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军事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本民族文字文献。古突厥人有了本民族的文字，但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篇幅较小的古突厥文碑铭。而《蒙古秘史》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最早用本民族文字直接记叙其本身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社会反展和文化、历史的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珍贵历史文献，为历史学家们提供序言了研究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的丰富的第一手具体材料。 因此，伯希和称《秘史》为“第一流文献”，洪业指出《秘史》的“背景则为古代游牧民无数世代的生涯”，符拉基米尔佐夫撰写其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时，以《秘史》为第一手资料。许多学者在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古蒙古社会制度时从《秘史》中汲取第一手具体材料。 《蒙古秘史》又是研究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历史的第一手史料。《秘史》为研究成吉思汗的诞生、早年艰辛经历、实力逐渐壮大、怎样逐渐战胜众多强敌、统一蒙古地区诸部落、建立蒙古国、制定法制、巩固政权、扩展蒙古国的统治范围、征金、灭夏、西征，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卓越的政治才能、性格、思想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具体材料。 《蒙古秘史》记叙了许多绝无仅有的珍贵重要材料。例如：第1节关于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下的传说，反映了成吉思汗远祖西迁的历史，《元史》、《亲征路》、《史集》均未记载这个西迁传说。第8、9节关于阿阑豁阿的父亲豁里秃马惕部的一个那颜豁里剌儿台率众从豁里秃马惕地区迁到不儿罕山来狩猎的传说；第19、22节关于阿阑豁阿命五子折箭，教训诸子要齐心协力的故事；均为《秘史》绝无仅有的记载。第54至56节，关于也速该抢诃额仑的记叙；第74至78节关于诃额仑艰辛的抚育子女及帖木真射杀庶弟别克帖儿，受到诃额仑怒斥的记叙，也都是《秘史》绝无仅有的记载。第98至103节，关于帖木真全家遭受三姓篾儿乞惕人袭击的详细经过；第104至115节，关于帖木真借助王汗、札木合的兵力击溃篾儿乞惕部；第116至118节，关于帖木真投附札木合，及脱离札木合的记叙；第120至127节，关于帖木真离开札木合后，许多人脱离札木合投附帖木真，帖木真被拥戴为汗（乞颜部首领）及建立小护卫队的记载，也均为其他原始资料中所未记载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关于十三翼之战，《元史太祖纪》、《圣武亲征录》、《史集》皆讳败为胜，记载此战中帖木真战胜，而《秘史》则直言不讳地记载帖木真战败。 关于秃马惕部起义，《元史太祖纪》和《圣武亲征录》都只有极简略的记载，《史集》也记载得较简略，无法从中了解这次起义发生得原因和被镇压得具体情况。《秘史》第240、241节则详细地记叙了这次起义暴发的原因、反抗、斗争的详细经过和最后失败的具体情况：成吉思汗的万户长豁儿赤在秃马惕部中强征三十名美女，秃马惕人遂愤怒反抗，把豁儿赤抓了起来。成吉思汗命熟悉森林狩猎部落情况的忽都合去处理这件事，忽都合也被抓了起来。成吉思汗遂派四杰之一孛罗忽勒率领大军前去镇压，结果孛罗忽勒在森林中被秃马惕人杀死。成吉思汗又派朵儿伯率领大军前去镇压，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蒙古秘史》第244至246节，详细记叙了以帖卜腾格里为首的萨满教巫师势利嚣张猖獗，严重危及皇权，和成吉思汗逐渐觉醒，终于果断地处死帖卜腾格里，瓦解了这股猖獗的敌对势力的具体经过。《元史》、《亲征录》等元代史料中只字未提这件事，《史集》记载得也较简略。 关于帖木真统一蒙古地区诸部落所进行的部落战争，《元史》、《亲征录》都记载得很简略，《秘史》则记叙得具体生动，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当时的战争场景，例如：1203年春帖木真对王汗的哈剌真沙陀之战（第170、171节），1204年夏帖木真对乃蛮塔阳汗的纳忽山崖前的会战（第195、196节），等等。 就史料价值而言，《蒙古秘史》尽管价值很高，但在记叙上存在一些缺点。由于《秘史》是内廷畏兀儿必阇赤（书记官）们根据当时蒙古人（其中有些为老年人）的口述传说、往事，进行整理、加工而写成的这些蒙古人的口述材料中，不免有记忆上的差误、史实的混淆，把同类几件事合并为一件事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不符实际，等等失误。因此《秘史》中某些处有所记年代的错误，史实的混淆。例如：第269节误记窝阔台即位于鼠年（1228年），实际上窝阔台即位之年，即元太宗元年，为已丑牛年（1229年）。又如，第251节记成吉思汗亲自攻打潼关，大败赤列、合答，又命者别等攻打居庸关。于是，歼灭许多金军。金帝得知金军已被歼灭，遂逃出中都，躲到了南京（今河南开封）。此节所记成吉思汗亲自攻打潼关，大败赤列、合答之事，实际上并非成吉思汗亲征，而是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年），三木合率领蒙古军攻打潼关等地和元太宗四年（1232年）春，拖雷统率蒙古军击溃金将移剌薄阿、完颜合达于钧州三峰山这两次战争的混合。至于命者别攻居庸关，以及金帝逃出中都躲避到南京等事，则又显然混合进了成吉思汗八年、九年之事。 《蒙古秘史》尽管在记叙征金、西征等节中，有若干年代上的失误，史实的混淆，但在记叙蒙古地区本身的历史方面，仍为及其珍贵的历史记录，其史料价值之高非其他史籍所能取代。在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蒙古社会制度、成吉思汗、早期蒙古史等方面，是离不开从《秘史》汲取第一手具体材料的。 《蒙古秘史》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史书，而且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 《秘史》在记叙历史时经常使用文学描写手法，刻画出许多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在用散文记叙、描写时，不时插入压韵的歌唱。例如，第106节记叙札木合接到帖木真、王汗请他发兵一起出征篾儿乞惕人的传话后，札木合立即说道：“对帖木真安答（义兄弟）和脱斡邻勒汗兄两人去说： ‘我祭了远处能见的大纛， 我敲起黑牤牛皮的响声鼕鼕的战鼓， 我骑上乌雅快马， 穿上坚韧的铠甲， 拿起钢枪， 搭上用山桃皮裹的利箭， 上马去与合阿惕篾儿乞惕人厮杀。 ……’……”。 在这段记叙、描绘中，不仅描写了当时骑兵的武器装备合他们出发作战时的情状，而且刻画了札木合快人快语的豪迈个性、英勇的形象。 又如，第195节记叙乃蛮塔阳汗看见帖木真的哨兵驱赶着乃蛮哨兵冲到纳忽山崖前乃蛮的大中军阵前时，塔阳汗向札木合问道： “那些如狼入羊群，驱赶着群羊直赶到羊群里的人，是些什么人？” 札木合答道： “是我的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喂养，用铁索栓着的四条猛狗。驱赶我军哨兵的就是他们。那四条猛狗， 额似铜铸， 嘴象凿子， 舌如锥子； 有铁一般的心， 拿环刀当鞭子； 饮用朝露解渴， 骑着疾风而行。 在厮杀的日子里， 吃的是人肉； 在交战的日子里， 以人肉为行粮。 如今放开了铁索，因没有拘束而高兴，奋勇地追来了。若问那四条猛狗是谁？这两个是者别、忽必来，那两个是者勒蔑、速别额台。就是他们四人。” 这段诗文并茂的记叙、描绘中，刻画出了帖木真四员猛将的勇悍形象。第230节记录了成吉思汗歌颂其多年忠心耿耿地护卫他的老宿卫们而颁降的圣旨，圣旨中道： “在有云的夜里， 围卧在朕的有天窗的帐庐周围的老宿卫们， 使朕得以安静地睡眠， 使朕得以登临大汗宝座。 在有星的夜里， 围卧在朕地管帐周围的吉庆的宿卫们， 使朕得以安静地睡眠， 使朕得以登临大汗宝座。 在飘摇的风雪中， 在令人颤抖的严寒中， 在倾泄的大雨中， 站立着未曾稍歇， 在朕的有编壁的帐庐周围守卫着的至诚的宿卫们， 使朕得以心安， 使朕得以登临安乐的宝座。 在汹涌而来的敌群中， 朕的忠诚可靠的宿卫们， 在朕的有地的帐庐周围， 不眨眼地保卫着。 朕地桦皮箭筒稍一响动， 朕的动作利索的宿卫们， 就马上赶来。 朕的柳木箭筒稍一响动， 朕的健步如飞的宿卫们， 就立刻赶到。 朕的吉庆的宿卫们，可称为老宿卫！……” 在如此具体、细致、生动的描绘中，我们感受到了浓郁的草原气息，我们仿佛见到了八百年前的草原宫帐，见到了在草原宫帐周围忠勇地护卫着成吉思汗的宿卫们。 《蒙古秘史》是十三世纪蒙古语的典范文献，保存了大量古蒙古语语词，以及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尽管畏兀儿体古蒙古语的《蒙古秘史》原本早已散失，但有明初汉字音写蒙语、旁译、总译的《元朝秘史》留存至今。明初的翰林译员们是高水平的语言学家，他们译注、音写的科学水平很高。他们创制了一套严整的汉字音写体系，准确地音写了《秘史》的古蒙语。旁译也有很高科学价值，旁译不只解释词义，还标出语法形态，标示出数、格、人称、时制、语态等语法形态。因此，留存至今的汉字音写、旁译、总译本《蒙古秘史》，即《元朝秘史》，具有很高的历史语文学价值。 《蒙古秘史》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学价值合民俗学价值。《秘史》具体记载了十二、十三世纪的多次战争，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以成吉思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游牧狩猎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合战斗方式的丰富资料，也提供了研究当时的军事组织、军事制度、军令军法、武器装备、军事后勤供应等丰富资料。《秘史》记叙了十二、十三世纪蒙古地区游牧狩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保存了当时蒙古地区的许多口头传说、故事、韵文、谚语，因此《秘史》也具有民俗学价值。 由于《蒙古秘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第一流的古典文学作品，并具有历史语文学、军事学、民俗学的研究价值，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学古典作品，是公认的第一流文献，许多年来受到国内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 多世纪来，我国学者不断从事《秘史》的研究，十四世纪末、明洪武年间就完成了《秘史》的汉字音写、旁译、总译本，即《元朝秘史》，并刻印问世。清、近代以来，我国学者的《秘史》研究颇为兴盛，对《秘史》的注释笺证、史地考证、版本源流研究、成书年代研究等方面研究著作不断问世，还出版过多种现代汉语译本及文言文译本。 《秘史》从十九世纪起就已流传到国外。二十世纪时，蒙古、日本、法国、德国、苏联、英国、美国、匈牙利、波兰、捷克、芬兰、土耳其、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有研究《秘史》的学者，《秘史》已有日文、俄文、德文、匈牙利文、英文、法文、斯拉夫体新蒙古文、土耳其文、捷克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日本、法国、德国、苏联、匈牙利等国还出版过拉丁字母音写复原本。各国学者从史学、语文学、文学、军事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秘史》，发表过许多论著。 到1978年时，日本学者原山煌在其所编的《<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中所收录的中国及世界各国研究《秘史》的各方面论著（包括译本、音写复原本、书评）已达360余种。《秘史》的研究，已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即发展为一门单独的国际性学术领域—“蒙古秘史学”。 明初音写、译注本《元朝秘史》中的总译，为珍贵的文献，研究蒙古史的学者们的论著中颇多引用。今据《四部丛刊三编》本等诸本校录（诸本略有异同，择善而从），并标点、分段，附录于本书末，以供学者研究参考。 余大钧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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