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时间

　　
瓦羅曰：限於篇幅，文獻索引，注解、內容提要等一概省略。
 
　　1. 引言：从方言语法研究的参照系谈起
　　汉语方言的句法研究，惯常拿普通话或北京话当参照。这样可以较快地揭示出方言中明显 区别于共同语的特点。不过，这种做法也有些局限。首先，其前提是对普通话句法已经有清楚的认识。可是我们并非对普通话语法的方方面面都已了解清楚，单纯以 此为参照，难免限制我们的视野，还使方言语法研究的深度和水准以普通话研究的深度和水准为最高限度。这不利于对方言本身的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 必定要照搬普通话语法研究的现有框架，可是这种框架对普通话来说也未必处处合理，用于丰富多彩的方言语法则更容易出现大脚穿小鞋的窘境(参阅刘丹青 2000)。本文的研究结果本身就将显示，单纯参照通行的汉语语法学框架，难以清楚揭示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
　　有鉴于此，本文拟借鉴国际上语言调查的常规做法，以语言类型学所揭示的人类语言共同性和差异性为背景，结合汉语内部的比较，借助吴语语法的已有研究成果和笔者1999年对宣州片以外吴语5片12个点的句法调查[1]，来探求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
　　当代句法类型学的核心问题是语序。一种语言最重要的语序类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该语言中主语、宾语、动词的相对位置，可称为小句结构语序；二，该语言的 介词(adposition)使用前置词(preposition)还是后置词(postposition)，可称为介词类型。一种语言其他句法结构的语 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种语序。比如，语序类型学的开创性论文Greenberg (1966)共提出了25条句法方面的共性，其中有15条与小句结构语序有关，7条与前后置词有关。后来Hawkins (1983)发现，在类型学上介词类型甚至比小句结构语序还要重要，Dryer (1992)则注意到，在跟动宾结构语序相关的语序中，数介词短语的语序(即在动词前还是动词后)跟动宾语序最为密切。
　　正是在小句语序和介词类型这两个问题上，普通话语法学的现有理论框架对我们帮助不大，甚至还有误导。其一，正如李讷等(Li ; Thompson 1976)所指出的，汉语属于话题优先的语言，话题在句法中扮演重要角色，据此，徐、刘(1998)提议在汉语句法中加入话题的位置，体现其与主语、宾语 等同为小句的基本句法成分。目前国内语法学界对受事充当话题的句子有点无所适从，或看作主语，或看做提前的宾语。无论哪种看法，都难以合理解释各种现象， 更无法面对吴语更为丰富发达的话题结构。其二，汉语是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的语言，而通行的汉语语法学体系可能受英语语法学等的影响，缺乏类型学观念，只设 立了前置词即所谓“介词”一类，而忽视汉语中后置词的存在和活跃作用。这样的语法框架难以获得对吴语句法类型的清晰认识，因为后置词在吴语中比在普通话中 还要重要。
　　下面以语言类型学为框架，就小句结构和介词类型两个方面讨论吴语的类型特点。
　　2. 吴语属于不典型的SVO类型和典型的话题优先类型
　　2.1上海话中的动宾句(VO式)
　　假如不考虑话题因素，那么吴语可算一种不典型的SVO(主+动+宾)类型，与古代汉语和普通话基本同类，但是比较起来吴语偏离典型的SVO语言更远。先从上海话说起。
　　上海话的SVO类型性质，首先表现在静态的动宾结构上。所谓静态，就是动词不带体标记，宾语名词不带指称成分。这样的结构在表示习惯性行为、将来事件或假设性条件的句子中用得较多，一般都是VO型的，如(1a-c)：
　　(1) <上海> a. 伊他天天看书，天天写文章。 (~ ？？伊天天书看，天天文章写)
　　b. 阿拉今朝我们今天要去看电影。(*阿拉今朝要去电影看)
　　c. 啥人谁打侬你，我就打伊。(*啥人侬打，我就伊打)
　　这些VO结构很难改成动词居后的语序。此外，动宾小句整体用作嵌入成分，如作主语或话题，作宾语，作定语，也表现为VO语序，如(2)：
　　(2) a. 汏衣裳归阿拉老婆管洗衣服归我老婆管，买小菜买菜是我个的任务。(*衣裳汏…，小菜买…)
　　b. 老王顶欢喜吃红烧肉。(*…欢喜红烧肉吃)
　　c. 吃红烧肉老王顶欢喜。(*红烧肉吃…)
　　d. 搿这个买电视机个的人是我个的亲眷。(~*搿个电视机买个人…)
　　(2a)中“汏衣裳、买小菜”作主语，(2b， c)中“吃红烧肉”分别作宾语和话题、(2d)“买电视机”作关系从句定语。这些动宾结构都很难改成动词居后的语序[2]。我们知道，短语内的语序比句子 内的语序固定。虽然吴语小句中VO的语序并不稳定，但作为短语，VO语序相当稳定，这说明吴语总体上仍属于VO类型。也可以说，其底层结构是VO型的。即 使是VO结构更不稳定的浙江吴语，(1)(2)仍会取VO式，说明吴语总体上都属于VO类型。
　　2.2上海话的受事话题句(TV式)
　　VO句式虽然是上海话乃至整个吴语的基本语序，但吴语作为SVO语言是很不典型的。作为比普通话更突出的话题优先型方言，吴语在很多情况下都使用受事成分 充当话题T的TV式句子，尤其是受事充当次话题的STV式。从句法表现看，苏南上海等太湖片北部吴语可以归为一组，暂称为苏沪吴语。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等 地的吴语或许也可归此类，但同属太湖片的宁波绍兴等肯定不属于这一组。比较起来，苏沪吴语使用受事话题句的情形少于宁波、绍兴、温州等浙江吴语。但是，即 使在苏沪吴语中，受事话题句的使用也远比普通话常见，跟典型的VO语言如英语或壮语相比就更突出了。下面先引用我们的一则上海话小统计(徐、刘 1998)。这项统计基于上海话的一出独脚戏脚本。下面的总计一栏数字是这次加上的，“是+表语”句并非真正的及物结构，这次也未计入。
　　表1. 上海话的动宾句和受事话题句（见最后附表）
　　附表1. 上海话的动宾句和受事话题句
　　句类 TV VO 细类
　　“VP口伐”问句 8 2 3例TV， 5例STV； VO和SVO各1例
　　V勿V问句 1 0 1例STV
　　反意疑问句 0 4 VO和SVO各2例
　　特指问 0 11 6例VO， 5例SVO
　　否定陈述句 17.5 2.5 4例TV， 11例STV， 2例TSV， 1例STVO两边各0.5； 2例SVO
　　肯定陈述句 8 36 2例TV， 5例STV， 1例TSV， 3例VO， 33例SVO
　　肯定祈使句 3 10 3例TV， 9例VO， 1例SVO
　　总计 37.5 65.5 44.5例SVO， 21例VO， 12例TV， 22.5例STV， 3例TSV
　　从总量上看，话题结构与动宾结构之比为37.5：65.5，即36.4%：63.6%。换言之，在不用“把”字一类介词的及物句中，受事前置的话题句占了 超过三分之一，而动宾结构不到三分之二。典型的VO型语言决不会只有这么少的VO型句式。再比较孙朝奋等(Sun ; Givón1985)对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材料的统计，包括“把”字句在内的受事前置句(他们统称为OV句)所占比例不到10%。可见上海话作为SVO类 型比普通话还不典型得多。
　　话题结构和动宾结构各自分布的句类非常不同，营垒相当分明。是非问句(VP口伐，V勿V)和否定陈述句都是TV结构以绝对优势超过VO结构。肯定陈述句则 是VO明显占优势，不过TV也有一定比例，因为肯定陈述句中的有定、类指、已知信息成分也较有可能前置(详见徐、刘1998的分析)。否定句受事的前置倾 向在普通话中也存在，只是不像上海话那样突出。试看俗语“敬酒不吃吃罚酒”，并列结构的否定和肯定双方分别用了TV和VO两种结构，而不是统一的“不吃敬 酒吃罚酒”，假如倒过来说成“不吃罚酒敬酒吃”，更是难以接受。是非疑问句压倒性地采用受事话题结构则是上海话及整个吴语的突出特点。北方人跟人借钢笔， 很可能会问“你有钢笔吗？”，而上海人最可能的问法是“侬钢笔有口伐”。是非疑问句以外的问句，包括反意问句、特指问句等，则一律为动宾结构，完全没有 TV结构。其中反意问句，其实就是一个陈述句式后面再加“是口伐”“对口伐”之类的疑问小句，如“侬买勒黄鱼勒，是口伐”。这样的结构里宾语实际上仍处在 陈述句式中，所以采用动宾式毫不奇怪。特指问句受事不前置最好理解，因为疑问代词是信息焦点，当然难以充当话题。祈使句由于用例偏少，情形不太分明。在南 部吴语如温州话中，祈使句也有采用话题结构的倾向。
　　表一反映的另一大特点是受事话题句的类型。在37例TV结构中，22.5例为受事充当次话题的STV结构(如“我黄鱼勿买”)，只有3例是受事在主语之前 的TSV式(如“黄鱼我勿买”)。其余7例是主语不出现的TV式。可见在吴语中受事前置时主要充当主语后的次话题而不是主语前的主话题。这与北京话形成鲜 明对照。根据方梅(1997)，北京话在由受事话题话所构成的NP1+NP2+V句式中，NP1优先理解为受事。换言之，前置的受事优先充当的是主话题。 这似乎大体上也是官话区的共同特点。
　　至此，上海话小句的语序类型可以小结如下：1、基本语序是(S)VO型，该式在静态及物句中和小句内嵌时表现得最明显，特指疑问句、反意疑问句等也采用此 式；2、比普通话更常使用由受事前置充当话题的TV结构，该式在一般疑问句、否定句中占压倒优势，在受事为已知有定信息或类指成分的陈述句中也常采用； 3、当施事主语和受事话题同现时，常规句式是受事充当次话题的STV，而不是北京话等官话方言的常规受事话题句TSV式。
　　2.3 受事性话题的句法性
　　为什么将那些前置的受事成分看作句法性话题，而不是宾语，我们已有一系列论证，参阅徐、刘(1998)、刘丹青(2001)。至于为何不称这种受事话题为主语，2.5将会谈及。
　　需要强调的是，吴语中的受事话题不仅是一种因语用需要而临时话题化的话题/语用性成分。在非话题优先的语言中，即使是有话题性的成分也未必都充当话题，例 如英语中受事话题化是极偶然一见的现象，是非疑问句和否定句的受事根本不比肯定陈述句更倾向话题化。吴语中之所以这类成分容易作话题，是因为吴语属于非常 突出的话题优先类型。在这类语言里，话题不仅是一种话语成分，更是一种常规的句法位置，因此只要带点话题性的成分就经常出现在这个位置甚至以此为常。
　　上海话和普通话/北京话虽然同属话题优先类型，但其间的差别仍值得注意。首先，上海话受事话题句的比例远高于普通话，这说明话题位置在吴语中句法化程度更 高，更接近常规句法成分。其次，上海话倾向于受事充当次话题的STV模式，而次话题是小句结构中更加靠近核心、更加内在的成分。比较普通话例句(3)和上 海话例句(4)：
　　(3) a. 黄鱼，我不买。
　　b. 黄鱼，我不买，他也不买。
　　c. ？？黄鱼，我不买，黄鱼，他也不买。
　　(4) a. 我黄鱼勿买。
　　b. ？我黄鱼勿买，伊也勿买。
　　c. 我黄鱼勿买，伊黄鱼也勿买。
　　主话题常常有停顿为标记，如(3a)，而且具有较强的话语功能，辖域常常超出本句，如(3b) 的话题“黄鱼”一直管到后一小句，假如像(3c)那样再出现一次话题反而极其别扭。次话题通常没有停顿，如(4a)，而且辖域通常限于本小句，所以 (4b)就不像(3b)那么自然，而次话题再出现一次倒相当自然，如(4c)。由此可见，上海话前置受事充当次话题的倾向也反映了话题优先在吴语中比在普 通话中更加明显，话题成为一种更常规的句法成分。这种位置如果对受事更加泛化，有可能发展成真正的宾语，形成新生的SOV类型。不过，上海话的受事次话题 尽管已经相当句法化，但还不宜认为这种受事已经是宾语，不宜把STV看作SOV，因为出现在这个位置的受事或多或少要具备一些话题性。受事没有话题性的， 如(1)(2)中的那些句子，还是不能取TV结构。
　　上海话及整个吴语不但前置的受事倾向于作次话题，而且还有两种在吴语中特别发达而常用的话题结构也是以次话题为主。一是论元分裂式结构(详见刘丹青 2001a)，如“侬酒少吃两杯”中的“酒”是次话题；二是同一性话题 (又叫拷贝式话题，详见刘、徐1998，Liu 1999)，如“小张聪明末聪明得勿得了”中的第一个“聪明”是次话题。因此Liu (2000)指出上海话及吴语整体上属于话题优先语言的一个特殊的次类——次话题优先类型。
　　2.4及物结构的句式消长
　　受事是及物结构(transitive structure)中一种语义角色，而宾语是动宾句式中的一种句法成分。充当宾语是受事的优先选择，但并不是唯一选择。在英语中，受事除了优先选择宾语 化(即充当宾语)外，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选择主语化(即充当被动句主语)。在汉语中，除了这两项选择外，受事还经常选择状语化(即由“把”字介引充当状 语)或话题化(即充当主话题或次话题)。语法是一个系统，句式之间相互制约，功能上有共同点的句式会此消彼长。李讷等(Li ; Thompson 1976)注意到，在话题优先的语言中，被动式不如在主语优先型语言中那么发达。这正反映了相关句式的消长关系。在汉语内部，普通话的及物结构除了VO结 构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把”字句和一定比例的受事话题句，这体现了普通话作为SVO语言很不典型的特性。而在吴语中，受事性TV结构、特别是STV结构的 发达，不但造成VO结构的相对萎缩，也侵蚀了“把”字句的“地盘”。
　　与普通话“把”字句相同的结构在苏沪吴语中是“拿”字句(20世纪初上海话还用“担”字句，动词“担”也表拿)，但“拿”字句的使用频率远低于普通话 “把”字句。比如，我们统计的上述独脚戏，用了这么多TV结构，竟然一次也没有使用“拿”字句(老上海话语料中“担”字句也凤毛麟角)。苏州话“拿”字句 的使用频率比上海话高一些，但还是远低于普通话。晚清苏白小说《海上花列传》全书43万字，估计其中官话叙述占五份之三，苏州话对白占五分之二，17万字 左右，其中表受事的“拿”字句有37例。作为对比，我们统计了一个普通话语料库的前16万字，其“把”字句已有74例，即37的两倍。很多在普通话中倾向 于用“把”字句表达的意思，在上海话中都是用受事话题句表达的。其中的祈使句往往在宾语位置还有一个“伊”(他)复指话题，如普通话的“你把地板拖一 下”、“你先把酒喝了”，上海话通常说“侬地板拖拖伊”、“侬老酒先吃脱伊”。
　　假如不考虑受事用作被动句主语的情况，那么普通话和吴语中受事的句法投射(mapping)呈现出如下不同的优先选择系列，这可以视为汉语内部的类型差异：
　　<普> 受事：宾语化 > 状语化 (“把”字句) > 主话题化 (TSV) > 次话题化 (STV)
　　<吴> 受事：宾语化 > 次话题化 (STV) > 主话题化 (TSV) > 状语化 (“拿”字句)
　　2.5 TV式在浙江吴语中的进一步泛化
　　我们对上海话类型特点的介绍和概括，基本代表了苏沪吴语的整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吴语区的整体情况。不过浙江吴语，特别是绍兴话、宁波话、台州 话、温州话等沿海浙江吴语也表现出一些有别于上海话的特点[3]。这些特点不是偏离我们所总结的类型特征，而是比上海话更强地体现话题优先的特征，与普通 话的距离更远。简单地说，在浙江吴语中，特别是在浙江沿海吴语中，话题位置对话题性的语用限制更松，受事充当话题特别是次话题的机率更大。这实际上是TV 结构的进一步句法化和泛化。
　　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这种泛化可能引来语序类型的改变，因此非常值得重视。当次话题位置对话题性的要求进一步放宽时，越来越多的受事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假如最后放宽到一切受事不管有无话题性都可以出现在这种位置，那次话题位置有可能真正演变为宾语位置，不典型的SVO类型以STV为中介最终变成SOV类 型。由话题化引起语序类型的更替是语言演变中的正常现象(参阅刘丹青2001及所引文献)。因此需要考察目前浙江吴语次话题位置的泛化已达到何种程度，是 否已变成真正宾语，以至可以将这些方言看作SOV类型，或SVO、SOV并存的类型。
　　TV结构在浙江吴语中的泛化，主要表现为有联系的两个方面。从句法方面看，话题的常用性和强制性增加，有更多的受事成分倾向于充当话题，甚至句法上强制性 地要求充当话题。从语用方面看，话题的语用限制进一步减弱，甚至按通常标准完全没有话题性的成分也占据话题位置。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句法常用性和强制 性越强，则越不顾及语用属性；而语用限制越小，则占据此位的成分就越多。下面具体分析。
　　对于宾语有定的肯定句，如“我看了这部电影”，上海话倾向于说成STV或TSV，但SVO至少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在绍兴、台州、温州等方言中，基本上只说STV式或TSV式，SVO式是很难接受或完全不能接受的。如：
　　(5) <上海> a. 我搿部电影看过勒。b. 搿部电影我看过勒。c. 我看过搿部电影勒。
　　(6) <绍兴> a. 我搿只电影看过哉。b. 搿只电影我看过哉。c. *我看过搿只电影哉。
　　(7) <台州椒江> 革部电影我望过爻。
　　(8) <温州> a. 我该部电影朿见爻罢。b. 该部电影我朿见爻罢。c. *我朿见爻该部电影罢。
　　人称代词作为受事虽然是有定的，但因为生命度高，都位于动词前容易造成施受难辨，所以较难充当话题。在上海话中，否定句或是非疑问句中的人称代词受事尚能 做话题，肯定句的受事较难作话题，受事前置需要加“拿”(相当于“把”)。而在绍兴话中，人称代词作话题在这几种情况下都比较自由。比较下面肯定句的例 子：
　　(9) <上海> a. 我昨天骂勒伊一顿。b. 我昨天拿伊骂勒一顿。c. *我昨天伊骂勒一顿。
　　(10) <绍兴> 我上伢则昨天伊骂特顿哉。
　　在温州方言中，有更多的句法条件强制性要求受事充当话题。例如在结果补语后不能再有受事宾语(见潘悟云1997：65-66)：
　　(11) <温州> a. 渠他一只脚整个下肢压断爻体助词“了”。b. *渠压断爻一只脚。
　　(12) <温州> a. 渠他一篇文章写完罢语气助词“了”。 b. *渠写完一篇文章罢。
　　再看是非疑问句。在上海话中，是非问的受事倾向用于TV式，但并不排斥VO式，而温州话是非疑问句从上引潘文来看基本上是排斥VO式的。比如问“你们打球 了没有”，一般会问“你倈球打罢未？”或“球你倈打罢未？”，而不会说“你倈打球罢未？”。请注意这里的“球”属于非定指(non-definite)， 不属于有定(definite)或无定(indefinite)，不能扩展成“这个球”或“一个球”，在上海话中也常采用VO式“亻那打球勒口伐？”。此 外，潘文也指出温州话祈使句的受事通常也是前置的。由此可见温州话受事作话题的机会比上海话更多。
　　在宁波话中，也有无定的受事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充当话题，如：
　　(13) a. 其信用社一笔钞票借来堆唻。‘他从信用社贷来了一笔款’
　　b. 阿拉从仓库里头一批备用品调来堆唻。‘我们从仓库调来了一些备用品。’
　　宁波话中无定的受事通常还是取VO结构的。(13)用TV式与结构有关。这里的“来”是同音字本义“在”，“来堆”合起来表示“在、在这儿”，有处所补语 兼体标记的作用，因此挤走了宾语。但是在普通话和苏沪吴语中无定的受事即使受补语排挤也不会做话题，而会采用“把”字句。宁波话极少用“把”字句的对应 句，调查时发音人大多用TV句来对应“把”字句。
　　浙江沿海吴语不但受事论元更常做话题，而且表示处所和趋向的论元也更常前置。普通话乃至苏沪吴语中存在动词或动趋式的“处所宾语”，在绍兴、宁波话里经常前置于动词。它们作为处所、趋向成分应分析为话题还是状语，这还是有待讨论的：
　　(14) <绍兴> a. 我图书馆里来埭。‘我在图书馆里’
　　b. 老王刚刚大门里走进垌。‘老王刚刚走进大门里去’
　　c. 贼骨头卫生间里躲进垌。‘小偷躲进了卫生间’
　　d. 搿阵头伊已经上海市区逃出哉。‘现在他已经逃出上海市区了’
　　(15) <宁波> a. 我图书馆里来堆。‘我在图书馆里’
　　b. 老王大门刚刚走进。‘老王刚刚走进大门’
　　c. 其山上顶已经爬上唻。‘他爬到了山顶上’
　　d. 现在其已经上海市区逃出唻。‘现在他已经逃出上海市区了’
　　e. 有几个观众台上跳上去该唻。‘有几个观众跳上了舞台’
　　从上述浙江吴语的情况看，动词前的话题位置确实更加泛化，以致有时能容纳无话题性可言的无定受事。另一方面，处所趋向成分的强烈前置倾向，也显示这些方言 在类型上进一步疏离典型的VO类型而趋近OV类型。因此，不妨认为浙江吴语，至少其中的沿海方言已经出现了SOV的萌芽，其话题位置因为对话题性要求的放 松而开始出现向宾语位置的转化。不过，由于无定性受事占据话题位置还受特定句法条件的制约，通常还是出现在宾语位置，因此还没有一种方言完成了话题位置向 宾语位置的转化。而且，如拙文(2001b)所述，世界上真正的SOV语言多具有格的形态，以有效区分主语和宾语，因此青海、甘肃、宁夏等西部方言出现的 SOV语序更容易发展出真正的SOV类型，因为这些方言已出现“格”助词系统的雏形（用“哈”等格标记），而吴语中尚无“格”形态的任何蛛丝马迹，因此难 以发展为真正的SOV类型，可能会长期保持话题(特别是次话题)优先及SOV萌芽的状态。
　　至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前置的受事不宜分析为小主语或大主语，而宜分析为话题。主语是以施事为原型的句法成分，而话题是特定话语功能而来的句法成分，不拘 于施事受事之类语义角色。话题的句法化和泛化可以令施事话题转化为真正的主语，也可以令受事话题转化为宾语。这是非常自然的过程。假如我们把受事话题分析 为主语，那么到话题转化为宾语的程度，就得说主语转化为宾语了。这是非常别扭、难以接受的。
　　3 吴语属前后置词并存而后置词较活跃的类型
　　3.1 前置词和后置词
　　汉语论著谈汉语介词多限于前置词。其实人类语言有将近一半是后置词语言，有少数语言是前后置词并存的语言，介词的来历则有动、名、副多种(参阅刘丹青 2001c)。汉语正是一种前后置词并存的语言，其中前置词全来自动词，而后置词多来自名词，尤其是方位名词。前后置词也常形成框式介词，如“在…里”相 当于英语前置词in或inside，“跟…似的”相当于英语前置词as或like。吴语则是一种后置词相对发达的汉语方言类型。
　　VO结构和前置词短语都属核心居前类型，所以VO语言多使用前置词，这种语言的领属定语、关系从句等多种定语多位于名词核心之后。OV结构和后置词短语都 属核心居后类型，所以OV语言多使用后置词，领属定语、关系从句等也多在名词核心之前。汉语以VO为主，同时又将定语一律放在名词之前，兼有核心居前和居 后两重性，这样的语言兼有前置词和后置词正合其宜。吴语话题结构发达，受事成分在动词后作宾语的机会比普通话更少，部分浙江吴语甚至出现SOV类型的萌 芽。这样的方言有更发达的后置词恰在意料之中。
　　普通话前置词的情况众所周知，吴语跟普通话大体也只是词项差异和语义分工参差，本文不必细述。后置词则在普通话中也缺少以介词眼光所作的研究，吴语的特殊 性更是需要具体介绍。下面先从词项方面分析吴语后置词的介词性，然后比较前后置词的句法功能，以进一步揭示吴语后置词功能之重要。
　　3.2吴语后置词的介词性
　　普通话的方位词处在由方位名词向后置词虚化的半途中，所以许多使用纯虚化介词的语言不需要“方位词”这个半虚半实的词类，要么是方位处所名词，要么是方位 处所类介词。普通话方位词中单音节的“上、里、中、下”和不能单用的双音节方位词“之上、之下、以内、以外”等已基本没有名词性，更接近作为虚词的后置 词。人类语言中有很多语言的处所类介词是由处所方位名词虚化来的。而在吴语中，有些处所方位后置词比起普通话方位词来语法化程度更高，更有理由看作虚词。 其语法化程度表现在语音形式、语义和句法多个方面。
　　就与普通话对应的方位词来说，“上”和“里”的虚化程度最高。语音上，在苏沪吴语区，后置词“上”弱化为[lA)]（上海、苏州）或[¤ia)]（无锡、 常州），区别于“上”的规则读音[zA)]。如苏州话“上[zA)31]级”“上[zA)31]头”，但“台子上[lA)]”、“帐面上[lA)]”。后 置词读音实际上已被视为另一个语素，在吴语文献中早已作“浪”不作“上”。后置词“里”在常州话中弱化为“勒”[l？/]，在台州话中可弱化为“勒” [l？/]和“特”[d？/]，而其他位置的语素“里”仍念规则读音

。如果说，“上、里”等词的某些用法(如“朝上/里看”)在普通话还可勉强归 入作为名词小类的所谓“方位词”，那么已读作“浪/酿、勒/特”的吴语“上、里”已丝毫不沾名词的边，只能分析为虚词，而最合适的归类便是后置词。语义 上，“上”和“里”的(参阅吕叔湘1965)，而在一些吴语中，“里”的语义更加虚化，经常覆盖本由“上”表示的语义，似乎只是抽象地标明是方所题元。 如：
　　(16) <丹阳> 路里路上 | 家里 | 台里桌子上 | 屋顶里漏水 | 掉在地里掉在地上(蔡国璐1995：21)
　　(17) <东阳> 台桌里桌子上
　　(18) <绍兴> 黑板里黑板上 | 路里路上
　　(19) <台州椒江> 黑板特 | 路特
　　(20) <乐清大荆> 黑板里 | 路里 | 戏台里舞台上 | 衣裳里衣服上 | 山顶里山顶上 |会计头里头上
　　(21) <温州> 黑板里 | 身里身上 | 会计头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里”在有些吴语中还能直接加在指人名词或人称代词上，表示该人所在的处所，而普通话在这种位置只能用半虚化处所指代词“这儿、那儿”等。如：
　　(22) <绍兴> a. 挪望我里你往我这儿走几步。
　　b. 我到老王里坐一歇到老王那儿坐一会儿。
　　普通话方位词不能用于指人名词，这使它们作为虚词在搭配面方面还受到一大限制。绍兴话“里”已突破了这一重要限制，达到了由名词到后置词的更高虚化程度。
　　其他吴语中的方位词并不都有绍兴话“里”的这个功能，不过不少吴语普遍存在一种很虚化的方所后置词，作用如(22)的“里”，专门用在指人名词或代词后， 也见于处所指代词。这种处所后置词有的意义宽泛，表示任何所在的位置，如苏州话“搭”(我搭我这儿、老王搭老王那儿)。因为普通话没有这种后置词，所以翻 译起来不得不用“这儿、那儿”，其实这时吴语中并没有远近指示作用[4]。宽义的处所后置词在吴语中普遍存在，只是部分方言中其功能稍受限制，只能加在人 称代词后，比较：
　　(23) <普通话> 我那儿 ~ 小明那儿
　　<上海> 我搭/我海头 ~ 小明搿搭/小明海头
　　<苏州> 我搭 ~ 小明搭
　　<宁波> 我地方 ~ 小明地方
　　<绍兴> 我里 ~ 小明里
　　<椒江> 我垯 ~ 小明介地[ka di]
　　<大荆> 我担 ~ 小明芒担[m？)  tE]
　　<丽水> 我垯[da] ~ 小明垯
　　<温州> 我搭、我拉 ~ 小明搭、小明拉
　　另一类处所后置词意义较窄，专门表示“家里”，如上海话“拉”。“拉”是人称代词的复数后缀，同时兼处所后置词，表示家里。带“拉”的复数代词本身就可表 示家里，如“小张到阿拉来，小王住勒在伊拉”，“阿拉”、“伊拉”既可作表示“我们、他们”的复数代词，也可表示“我家里”、“他家里”的处所题元。普通 话就不能说“小张到我们来，小王住在他们”，而必须在复数代词后另加处所成分。这个“拉”也能加在任何指人名词后表示某人的家里，如“小张到陆师傅拉来， 小王住勒陈老师拉”。“拉”在句法上完全没有独立性，只用来标明前面的名词代词为指家里的处所成分，所以是典型的后置词。窄义处所后置词至少在笔者熟悉的 苏沪吴语中都存在：苏州用“哚”[to/]，无锡用“里”

，常州就用“家”[ko]，因为常州代词复数后缀就是“家”，即“我家、你家、他 [da]家”。表家里的后置词在整个吴语中的分布面目前还不十分清楚。由于普通话没有相应的虚词，我们只能用“老王家里”这样的调查例句，而被调查者即使 有“拉”这样的后置词也很容易用更实在的“老王屋里”模式来对应，而有限的调查时间又不允许再做深究。
　　在宁波话中还发现了汉语中罕见的能用在地名后的方所类后置词“埉”[ka/]。如：
　　(24) <宁波> a. 尔到上海好搭南京埉走从南京走，也好搭杭州埉走从杭州走。
　　b. 火车搭北京方向埉开去噢。‘火车朝北京方向开过去’
　　这个后置词主要用来和前置词配合表示途径或方向。“搭”在宁波话中是个多义前置词，表示“对、跟、替、给”等，“搭…埉”合起来组成框式介词才能表示途径或方向。“埉”也是个完全虚化的后置词，其用在地名后的功能更是普通话方位词所不具备的。
　　普通话的“(像)…似的/一样/那样/般”中的“似的”等也有后置词的作用，只是虚化程度各异：“似的”和文言性的“般”已不能单用，是纯粹的后置词； “一样”、“那样”还兼实词用法。吴语中也普遍存在这类后置词，这里举几个纯虚词性的。一个是老上海话的“能”，其本字为“恁”，但不能单用，只做后置 词，(25)均取自早期天主教文献：
　　(25) a. 并且相陪太子出入迎接，费时勿少，所以勿能够如同前头能默想，
　　b. 闻得之听说了父亲个的死信，声色勿变，勿像别人能哭天哭地。
　　c. 伊他看见上帝个的圣灵，像鸽子能降到伊身上。
　　虚化的比况后置词还有丽水的“则” 金华的“生[saN]/亨[haN]”、东阳的“海”[hE]等。如：
　　(26) <丽水> 阿墥[doN]那座楼屋大概有国际饭店则高。
　　(27) <金华> a. 么那幢楼大概有国际饭店亨高。
　　b. 侬弗用你不要像老爷生坐得末里在这儿，一点儿都弗不做。(曹志耘1996：179例)
　　(28) <东阳> a. 革个家伙像条蛇海狠。
　　b. 渠像泥鳅海一记便溜勒。‘他像泥鳅似的一下就溜了。’
　　最后看一下苏州话的“搭…淘”中的“淘”。这个框式介词来自“搭…一淘”(跟…一起)，如“搭小王一淘去”，“一淘“本是可以单用的副词，如“让小王一淘 去”。但“一淘”在“搭”后脱落为“淘”，如“搭小王淘去”，“淘”已没有副词性，不能说“让小王淘去”，读音上也变得依附于前面的名词而不是后面的动 词。这个“淘”只能看作框式介词中的后置词。
　　3.3 吴语后置词的句法重要性
　　吴语后置词类型的发达不仅表现在有一批很虚化的后置词，更表现在后置词在句法上作为虚词的重要作用。
　　先看方所后置词。吴语的方位后置词整体上比普通话方位词有更大的句法强制性，因而更具有句法性虚词的性质。在吴语中，单靠前置词、不需后置词的方所题元严 格限于地名类专名。甚至在地名后也可以加半虚化的后置词，如苏州上海的老派方言表示“在山东”会说成“勒山东地方”。普通话中兼处所词的普通名词在“在、 到、往”等前置词后，方位词是可加可省的，如“在学校(里) / 教室(里) / 图书馆(里 )/  剧场(里)/ 邮局(里) / 单位(里) / 公司(里) / 公园(里) / 广场(上) / 陆地(上) / 海洋(上/里) / 天空(中)”等等。这些例子在吴语中都不能省略方位后置词。如苏州话不说“勒学堂上课”，而一定要说“勒学堂里上课”。为了了解吴语中方位后置词的强制性 程度，我们设计的调查表在普通话可以不用方位词的地方大多省去方位词，如用“在学校”而不用“在学校里”。结果各地吴语发音人普遍在这种场合自然地加进方 位词，说成“勒学堂里”等，而不说“勒学堂”。可以设想，假如方位词的使用是两可的，那么发音人在普通话例句的暗示下应当更倾向不用方位词。
　　与后置词的强制性形成对照，吴语前置词使用的强制性不如普通话。“来、去”义动词前的处所状语经常不用表示“从、到”意义的前置词，分别见(29) (30)。在绍兴、宁波等方言中，表示行为发生处所的状语也经常不用“在”义前置词，如(31)(32)。相应的普通话句子很难省去这些前置词。比较：
　　(29) a. <普通话> 今天我到广州去。
　　b. <苏州> <上海> 今朝我[ ]广州去。
　　c. <无锡> 今阿今天我[ ]广州去。
　　d. <台州椒江> <乐清大荆> 今日儿我[ ]广州去。
　　(30) a. <普通话> 冬冬刚刚从学校回来。
　　b. <上海> 冬冬刚刚[ ]学堂里向回来。
　　c. <苏州> 冬冬刚刚[ ]学堂里向转来。
　　d. <绍兴> 冬冬刚刚[ ]学堂里转来。
　　e. <台州椒江> 冬冬扣扣[ ]学堂勒转来。
　　f. <乐清大荆> 冬冬扣学堂里[ ]走转。
　　g. <丽水> 冬冬[ ]学堂才归得来。
　　h. <温州> 冬冬新该下儿[ ]学堂里走来。
　　(31) <绍兴> a. 我[ ]屋里吃饭，伊[ ]单位里吃饭。‘我在家吃饭，他在单位里吃饭’
　　b. 诺[ ]老板里要话些好话。‘你在老板那儿要多说些好话’
　　(32) <宁波> a. 贼骨头[ ]屙坑间里幽该。‘小偷在厕所里躲着’
　　b.老师[ ]黑板上写字。‘老师在黑板上写字’
　　以上空格处也可以加进适当的前置词，但吴语区人觉得不用前置词更加自然。至于普通话可以省略前置词、单用后置词的地方，如“狐狸似的狡猾”、“明天起实行”，在吴语中也都可以只用后置词，兹不赘述。
　　其实，不但介词有前置和后置之后，连词也有前置之分，甚至还有用前置连词和后置词连词组成的框式连词，如“假如…的话”。比较起来，后置连词在吴语中更加活跃和重要，与后置介词在吴语中更加重要相一致。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讨论。
　　4. 结语
　　从语序类型学角度看，吴语跟普通话一样属于不典型的SVO类型和典型的话题优先类 型。比起普通话来，吴语离典型的SVO更远，而话题优先的特点也更加突出，因为吴语受事成分作话题的现象更常见、更有规律。受事话题句在北京话等官话方言 中表现为受事充当主语前主话题的TSV式，而吴语多表现为受事作主语后次话题的STV式。次话题由于处于小句结构的更内层，是个更加句法化的成分，也更容 易经过语用限制的放宽而演变为真正的宾语。在部分浙江吴语中，确实出现了受事话题经泛化变为宾语的迹象，但没有任何吴语真正完成了这一过程，而格形态的缺 乏也将使它们难以真正从STV类型演变为SOV类型。在介词类型方面，吴语跟普通话一样属于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的类型。比较起来，吴语有更多虚化彻底的后 置介词，后置词在句法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这与吴语离VO类型更远的特征相和谐。前置词的作用最衰落、后置词的作用最活跃的方言是绍兴、宁波方言，而它们 也正是SOV萌芽最明显的方言，进一步反映了小句结构语序和介词类型两者的相关性。
　　本文的探讨也说明，调查研究汉语方言语法，不能单纯以现有普通话语法学体系为框架，而应当同时参照在大范围跨语言研究基础上获得的语言类型学成果。否则， 我们难以理解话题在吴语中的重要地位和它在诱发类型历史演变方面的关键作用，也难以理解前置词和后置词的并存和互动，更不会注意到小句语序和介词类型的高 度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