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风俗的研究

　　
　　关于上海风俗的研究
　　顾炳权
　　记述上海一地风俗，除地方志外，明范濂《云间据目钞》，设有风俗专篇。集中记述松郡嘉隆以后豪门富室骄奢淫佚的习气。清初叶梦珠《阅世编》中，有关土风，冠服、内装、宴会、居第等门社会风俗递变的记述。毛祥麟的《墨余录》亦有上海名物、风俗的记录。王韬《瀛杂记》，仿厉樊榭《东城杂记》，于上海风俗之遗闻轶事，虽屑必书。葛元煦《沪游杂记》、管斯骏《上海景致》、徐盛《上海杂记》、黄亦埙《淞南梦影录》、邹〓《游沪笔记》、姚公鹤《上海闲话》、他如《上海鳞爪》、《上海生活》、《上海风土杂记》、《上海风俗大观》、《老上海》、《上海指南》、《上海门径》等，于开埠后的洋场风俗，记载颇多详赡。数量众多的风土诗、竹枝词，所咏皆属上海风俗。至于对上海风俗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这正和全国情况相仿佛，还处在记述性的初级研究阶段，大多是缘事而发，殊无系统。一般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错误和偏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如此，对于深入开展上海风俗研究也是具有价值的。在上海风俗研究方面，对上海开埠后的风俗状况的研究，有特别重要意义。1988年上海举办的租界史讨论会中，也涉及到上海风俗领域，取得了若干新成果，集中表现在最近出版的《上海史研究》（二编）之中。
　　上海的风俗状况、它的历史和现状如何，若加以总结，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题目。明嘉靖《上海县志》风俗篇谓：“天有时，地有气，百年之时、百里之气不可轻齐，而风俗难一。”特别近代上海，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变化奇特，风俗状况更难把握。兹就个人观瞻所及，约而言之，以期就正方家。
　　一、上海风俗沿革概说
　　旧志称今上海地区，为“古吴之裔壤。然负海枕江，山环水拱，自成一都会”（注1）又称：“上海故为镇时，风帆浪拍之上下，岛夷交广之涂所由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腴之区”（注2）。上海风俗，正养成于如此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
　　古代的上海为秫谷〓稻之乡，饶渔盐木棉之利。海边捕鱼，有“插网鲜”、“钓子鲜”之分。得鱼装船，藏之于冰，贩至上海，谓“贩鲜”。“冰鲜入网海帆收，浦口排樯泊海鳅（按，“海鳅”为船名）。市担过时新得买鳞人满石桥头。”（注3）泖〓江浦之间，渔民用网、簖、叉、射等法。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筲”。取鱼之术与海边有所不同，还有畜养某些淡水鱼的习惯：“畜之于池而守之曰神(注4)。”盐业始于汉代，今嘉定县境之盐铁塘，相传为吴王濞运盐沟洫。唐代起，今上海沿海设有盐场。“淞南遥望海腾云，两邑原从一邑与。灶户熬盐堆似雪，芦田掩映气氛氲。”（注5）灶丁摊晒盐场，朝往暮归，洹寒时，海飚迅烈，头面〓烈，酷暑聚煎炼，火气熏烁，甚于立赤日之中。农民最勤、亦最苦。长年辨色即起，枵腹入田“做卯时”。全家男妇〓体涂足，日落始归。黄昏后，男子踏车或编蒲包。农作物有水稻、棉花等。无田于人者，谓“长工”。一年者，谓“长年”，半年或四个月者，谓“忙月”。自耕田而有余力代人耕者，叫“散工”。妇女〓饷外，耘〓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濒海妇女不缠足，故能莳秧拔草、踏车、挑盐，得以自食其力。肇自元代，上海有纺织之利，妇女专供纺织。“里媪抱纱入市，易棉归，旦复抱纱出。”（注6）一般农家，田里所〓，输息偿租外，未到年底，其室已空，故衣食全赖女红。
　　乡村贸易，以黎明或清晨为市。早市早回，既充一日之用，不费一日之功。唯布庄非随处有，市布往往远至几十里，故以日中为市。木棉及各种农产品如农具、渔具、家具、竹器、蒲鞋等，各有集市。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上海港内，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逻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闽商粤贾税江关，海物盈盈积如山。上得糖霜评价买，邑人也学鸟语蛮（注7）。总之古代的上海，乡民“终岁”力田，家有盖藏，工不越乡，商不越苏、常、嘉等郡，”“租税百万，如期而集，无〓步。”（注8）“夙称富庶”。
　　上海地区有发达的文化。顾清《松江府志》谓：“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行谊著，逊、抗以功业显。而机、云之词学，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鼎甲盛，故其俗文。”明弘治郭经所修《上海县志》谓“士人帖括外，兼娴风雅，凡辞赋之业，童而攻之，即六书、八法，莫不家习而究其奥。今海内谈诗家，卒推云间派，而论书画，亦以云间为宗”。生当明季，被后人推为“徐上海”的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从事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开创了我国崇尚科学的风气，成为最早沟通中西文化的伟人。古代上海，民秀而文，士奋于学，名士辈出，为“东南之名区。”
　　上海开埠后，繁华的十里洋场，聚万方之形形色色，开古今未有之奇局。上海的社会习俗发生了极大变化，兹就言其六端：
　　1、关于衣冠方面。上古男子束发于顶；入清发垂辫。女子多缠足，不轻外出。清季上海有天足会之设，男子行剪发。民国后，衣冠中西杂用，教师、青年学生及政府洋行办事员，穿西装的极多。新式商店职工衣服中西合璧，下着西装裤，外穿中国式长袍。老式商店职员，衣服完全中式。工人一般穿兰色短衣裤，穷苦的满身缝缝补补。妇女服装有明星派、淡静派、浓艳派之分。其时髦服装，花样日新月异，无一定标准，以电影演员及妓女服装领袖潮流。国内所创之男女时髦服装，大都创于上海。
　　2、关于饮食。山珍海味，上海无所不有，菜馆有京、苏、川、闽、徽、粤等帮，各有名菜佳肴。饮食之变化，主要是西菜的传入。西菜，上海人称大菜，有法式、俄式、日式之分。西菜馆较旧式中菜馆布置高丽，座位雅洁。盛大宴会，入席时礼貌举止都有定则。吃西餐完全各自进食，不像中餐许多人取诸一器，故不合卫生要求。因之西菜颇流行。
　　3、居住方面。海通后，西洋式建筑首先在外滩、洋泾浜畔出现。随后有尖塔式的钟楼、哥特式内庭等建筑。二十年代，上海的建筑从古典走向现代。1921年翻建的汇丰银行属新希腊式、1928年造成的沙逊大厦，为美国芝加哥学派设计手法。1936年造成的国际饭店和外滩中国银行，是我国设计师所设计，融合西洋和中国传统建筑技艺。二十年代初，上海出现新式里弄，三十年代初又有花园弄，供有钱人享用。洋人和“高等华人”所住的洋房，以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最多，其次是法国和意大利式，还有英国乡村别墅式及挪威式等等。一些总会及俱乐部的建筑仿外国王宫式。至于一般市民拥挤在“鸽笼式”的房屋里，多数工人住的是棚户、“滚地龙”，则即上海居住条件之有天壤之差。
　　4、交通方面。上海马路较内地各处平阔。租界马路，远胜华界。公共租界南京路、四川路、西藏路、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霞飞路（今淮海路）。华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一段）、宝山路，虽各有等差，均为良好之马路。从旧式的独轮木车，至汽车、电车的出现，几十年间上海之车辆纷更不一。同治初，上海城中出现小车，系独轮之木车，自脚踏车、东洋车、马车出，小车数量逐渐减少，以至于灭迹。东洋车，系1874年（同治十三年）由法商米拉由日本输入，车身很高，双轴用铁皮包镶的人力车，后又有黄包车，车身低矮，车轮用橡胶做成，有产阶级购作包车，故又名“包车”。东洋车由此淘汰。一种脚踏黄包车比黄包车低矮，车厢前有两车轮，上有座位，车夫高坐其上用脚踩蹬，行驶甚快。因此比手拉的更吃力，遂不流行。马车出现于光绪季年，华人于三马路、四马路租屋储车，招客坐游。一般纨绔坐了兜风。自汽车盛行，马车行业一落千丈。电车、汽车为近代交通利器。电车1908年始在公共租界行驰，1914年公共租界又始行无轨电车。1928年，在公共租界又行驶公共汽车。以价格低廉，行驶快疾及日益普及，一般市民视为“恩物”。
　　5、婚丧方面。开埠上婚丧礼仪失据。举办婚事，除少数富有者贪图虚荣，仍然大讲排场外，普通人家都取简便。各大旅馆、各大菜馆都备有礼堂，可租用举行婚礼。仪式大半采用新法，所谓文明结婚。废除跪拜，代以鞠躬。迎娶以汽车代替花轿。有的举行婚礼时，同时登载广告，以示公开。一些知识不开通的，仍采用旧式婚礼，仍以花轿迎亲。轿前锣鼓为导，稍裕之家，佐以音乐队。音乐队分二种，一种国乐，一种西乐。中乐队分大人与童子二种。大人穿长衫，童子穿明代服色。西乐队则全部西装，或仿外国官长服色。阴历六月，停止嫁娶。此月人家多以素菜佐餐。
　　丧仪受西俗之影响，光宣之间始行追悼会，用黑纱、花圈。有公共殡仪、墓地；也有用火化者。普通人家，必先举行小殓，焚死者生前衣服。延僧道唪材头经。发报丧条，通告亲友。乡里必待三朝，始大殓入棺。租界当局，为卫生起见，规定停尸不得过二十四小时。因亲属远在外埠、不及于二十四小时奔丧者，送殡仪馆保存。本籍人乡里有坟地者，可运回原籍。客籍人都寄会馆丙舍，《中华全国风俗志》载；上海一年之中，必有两次不为死人吊，专为生人笑的惊天动地的大发丧，此诚上海之特别现象。最足表明流俗的心理。讲排场、示阔绰，高搭素牌楼，四壁满挂祭幢、联轴。自盛杏孙大出丧，仪仗绵延数里，后之要人富商逝后，踵相效尤，莫不仪仗绵延，素车白马，极一时之盛。
　　6、娱乐方面。上海的娱乐场所及娱乐方式极多，略举西方传入的。如跑马，春秋二季为赛马时候，赛马场一在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路)口，一在江湾镇西，一在引翔港。大赛三日，常例在星期一至星期三。休息二天后则星期六复赛，观者云集，举国若狂。致有机关、洋行等停止半日办公的。又有跑狗，以明园为始作俑。不久申园、逸园的跑狗场先后开幕。因涉及赌博，经纳税华人会和西报攻击，公共租界当局勒令明、申二园关闭。逸园以变相方式，得以维持。回力球，即手球，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静安寺西青年会设有球场，供会员娱乐，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亦有回力球场一所。弹子房，在民国七年营业最盛，自矜时髦者趋之若鹜，数月后即灭迹。自后大多设在旅馆、公寓中。高尔夫球，初时设有十余个球场，继而各游艺场、小菜场均有设置。自大世界游艺场设球场于顶，后多效尤，美其名曰“高而富”、“美的高而富”，遂为摩登运动。此外有乒乓球、足球、跳舞等。各种娱乐方式，本为强身心有益之举，但一入上海，每沦为赌博之道，亦风会所使，与创导者原意，聊不相涉。至迎神赛会，世界各国，无处无之，上海因居众多，尤染此习。《上海杂记》谓：“最热闹者曰水龙会、曰高昌会、曰大王会，及秋间南市药业中
　　之盂兰盆会，皆文著声界者。此外三巡例会，老生常谈，如是而已”。
　　《清稗类钞》记上海近代风俗谓：“上海为通商巨埠，广土众民为全国之冠”，“而生活程度颇高，中人之产，支持维艰，自其外观之，固已备极繁盛。实则乘肥策坚，徜徉于歌楼舞馆之间，类皆侨居之豪富。若土著之普通人民，恒以撙节相警惕，惟婚嫁丧葬，专尚外观。其下等社会之人，类皆身无完衣，而饮酒食肉，口〓香烟者，相望于道，虽乞丐亦不免。至若近乡农民，辄以所种蔬菜等售之租界，所入较丰，亦染奢靡之习，北乡尤甚。其能力且俭者，唯浦东及西南各乡耳；而民气颇柔，俗尚迷信。西乡好械斗，不如浦东之淳朴也。”上海风俗至为浇薄者，莫若烟赌娼之盛行及流氓活动之猖獗（另有专篇，本文略之）。奢靡之风，以上海为特盛，至荒诞怪异之事，纷纭变幻，各呈其志，风俗之不齐，非笔墨所能穷尽。在以下分题记述中，提供参酌。
　　注1：见顾清《松江府志》
　　注2：嘉靖《上海县志》“风俗”
　　注3：见清朝乾隆时李行南所作《申江竹枝词》。
　　注4：据嘉庆《松江府志·风俗》解谓养〓。
　　注5：李行南《申江竹枝词》。
　　注6：同治《上海县志·风俗》
　　注7：李行南《上海竹枝词》原注：“小东门贸易人尔能鸟语。”按：闽粤语与上海不
　　同，沪人称为“鸟语”。
　　注8：嘉庆《松江府志·风俗》。
　　二、对上海若干风俗问题的研究
　　1、明季奴变与上海民风
　　“健讼”，明季上海地区，发生“奴变”。倭乱之后，闾阎萧条。封建官吏，地主豪绅大量兼并土地，畜奴成风。尚时有一大臣在奏折中谓：“……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俱为佃耕之户，或为佣、或卖身于豪富之家终身为奴。”蓄奴成风，尤以江南为盛。顾炎武《日知录》：“吴中仕宦之家，奴至一二千人。”同治《上海县志·风俗》载，明季缙绅多收奴仆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甚至中等之家妇女，也不馈事舅姑、缝纫补缀，“皆取于奴”。奴仆的地位，比于畜类，毫无权益。空前的阶级对立状况，导致激死的阶级斗争，在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影响下，上海发生了“奴变”风潮，川沙叶氏家奴顾六首先索契（注1）。攘臂一呼，从者猬集，“酒佣”、“灶养”皆起响应，千百成群，焚庐劫契。奴仆“坐堂上，饮〓自若，奴主立跪堂下，搏颡呼号，乞一旦之命。”风潮延及今上海、南汇、嘉定、宝山以及太仓、金坛、溧阳等县。明福王朱由松不顾当时清兵南下之危，下令对各地起事奴仆“按诛如律”，将这大多分散起事、孤立无援的奴变风潮镇压下去。谚谓：“江南赋税甲天下，苏松赋税甲江南。”说明历史上上海地区人民有很大的承受能力：“租税百万，如期而集，无〓岁”（注2）。
　　但当上海忍农民不堪妨受封建压迫和剥削景况下，常常发生抗租、抗欠斗争。乾隆《金山县志》载：清康熙后，堡镇以东抗租尤甚，并常有驱逐地主之事，亦有拒捕抗官之事。光绪《金山县志》载，当青黄不接时刻，地主乘机贷米，待收到新谷时按月计利，甚至有数石之谷，不足偿一石之米者，“其强悍者，倡首抗欠，相率效尤。”此等凡，不一而足。
　　旧志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称上海沿海之民“强悍”、“难治”，正说明古代上海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斗争精神。
　　2、上海之得西学风气之先
　　旧时上海俗尚尊儒，士人多攻举业。读书好古，不乏名家。开埠之后，西学东渐，士风为之一变：“当道注重教育。主讲席者，皆当代硕儒，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注3），上海人学习西学，一是通过学校学习。戊戌变法前，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不少学校，招收中国幼童入学，在宣教的同时，向学生教授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其他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上海开办或与外人合办的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南洋公学等。这些学校与旧式书塾、书院不同，向学生讲授有用之学、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启发学生批评封建主义，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和民族前途。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令各地书院改为学堂，西学成为必修课，上海也无校不习西学。二是通过新闻媒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我国新闻事业，自上海开始。《申报》创于同治十一年（1876），为华文报纸之始。光绪中叶以后，《时务报》出，内容趋于政治思想。及别出各种小报编于社会新闻，虽以风月寓目，恒不受封建礼教所束缚，读之也颇能解放思想。阅读报纸，成为时尚，一些有识之士，把报纸作为学校课外读物，“力劝子弟辈于诵读之暇，不可不阅新闻报以通知时事。盖得风气之先者也。”（注4）三是通过改良戏剧。清宣统年间，上海出现任天知领导的剧团演出新剧。民国初年，欧阳予倩等组织的春柳社在上海演出西方名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又有郑正秋之新民社、苏石痴之民兴社等，在上海中上层人士中拥有观众。新剧又称为改良戏剧，有“改良风俗，移易人心的作用。”（注5）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海派文化。《清稗类钞》谓：”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初非专指上海。对于海派文化，其发端、其范围、其特征、其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海派文化，总是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上海后开始产生的。其主要特点是勇于革新创造，善于吸收新鲜事物。及时所映现实生活。海派文化的影响，不仅仅于文化本身，在上海几乎已浸润乎一切领域，上海人处事之“门槛精”，亦无非海派特征，是为上海所特有的风俗现象。
　　3、上海为近代社会活动的中心
　　殖民主义者禁止清军随意进入租界，并侵夺了中国政府对居住在租界内犯法华人的逮捕权，这一特点，有利于清季以来的革命势力。戊戌政变，以《时务报》为鼓吹号角，其所在地址在上海。六君子被戮，康、梁远遁，乃由外国公使密电天津、上海领事，给二人准备了出逃之机。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清政府欲逮之，租界以保护国事犯为由，不果逮。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报案”发后，清廷稳以为能如期将邹容、章太炎解京砍头，以儆效尤。不料被租界截留，由会审公廨裁决，使西太后大为沮丧。同时，是年夏天，黄炎培在南汇新场作爱国演说，被土棍诬为“革命党”，以谤皇上、皇太后罪，省令就地正法，因美国教会救入租界脱险。辛亥革命播种革命言论。在国外为《民报》，在日本；而国内的《民吁》、《民呼》、《民立》报，均产生在上海。一时上海为新党避难所、活动据点和主要集结地。曾举行了三次拒俄集会，两次拒法集会，出版了《苏报》、《国民日日报》、邹容《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大批书刊。聚集了蔡元培、章太炎、邹容、马君武、张元济、陈独秀、柳亚子等一大批新派人物。“鼓吹于一隅，政府纵能以政治为蛮横之干涉，政府卒不能禁被干涉者之屡仆屡起，宁非恃上海为凭籍之故哉？”（注6）不久，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革命党人荟萃上海，制造局一役，上海光复，由是奠定了东南大局。其后新文化之发轫于上海，中国共产党之成立在上海，左翼文化中心之在上海，皆因为上海特殊政治格局所致。租界当局允许中国进步势力在租界内进行一些活动，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减轻了封建专制政府对他们所加的迫害，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政府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上海租界这块地方便成了进步人们的活动据点。”
　　4、上海为物质文明之先进
　　上海县城城北一带，原是荒滩农田，但开埠不到十年，外人在此开道路、修码头，西式建筑群鳞次栉比，洋行林立，货物堆栈如山，迅速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西方物质文明，率先在上海得以传播。在造桥筑路的同时，燃点街灯，稍后又在外滩南京路一带设置煤气灯。煤气，时称自来火，因其从地下管道通出，又被称作“地火”。光绪八年（1882），电灯开始在租界出现，十二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建造发电厂，其时发电设备在英美亦刚刚出现。而县城入夜依然昏黑一片，人们依然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电灯发电厂出现之初，国人以为奇事，谣诼纷传，谓将遭雷殛，及函请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谣诼遂息。呼电灯为“赛月亮”，当时有一首竹枝词写道：“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光绪末年，上海城厢一带开始发电，电和电灯逐渐普及。
　　租界自来水之设，与灯电相先后。上海城厢区居人，向汲于黄浦江之潮流，水质浑浊，不合卫生。自英租界有自来水之后，邑人创议仿办，但囿于见识及习惯势力，其推行初不顺利，一般居民用者甚鲜，谓自来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租界自来水公司积极推行，使城内茶馆和熟水店率先使用，以示无害，并将自来水遍赠用户。居民积虑日消，使用日遂习惯。
　　上海的交通工具，略如前述。电车在租界始行之时，以为电车有电，不敢乘坐。又以为乘车身上不能携带铜铁用具，以防触电，风行几年后，幼稚想法逐渐消灭。李右之《上海六十年见闻记事诗》写道：“地敷轨道康庄路，杆线架悬引电流。人坐车中称稳便，儿童指点陆行舟。”为城市卫生起见，又有洒水车、垃圾车等设置。洒水车其初用人力，车上架方木柜，储水数十担，后横铁管一根，遍凿细孔，通于水柜，内设枢纽，用时以绳索开，水即从管孔喷出，势如骤雨，驱车疾行，可洒半里许。当时有竹枝词写道：“错怪平空碎玉壶，潇潇洒遍废工夫。夕阳返照香车过，路上红尘半点无。”（注8）垃圾车其初也在车上架大木柜，随行夫役，每日两次扫除街道秽物。“半车瓦砾半车灰，装罢南头又北来。此例最佳诚可法，平平王道净尘埃。”（注9）
　　租界市政建设及其科学管理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近人李味青在《上海乡土志》中与县城作了比较：“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路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有天壤之别。”刘豁公《上海竹枝词》也有写照：“层楼栉比路纵横，多少街灯照眼明。试向小东门里去，鲍鱼滋味令人惊。”这充分反映了近代先进的物质文明与古老的物质文明的差距，当然，“西方的文明，不是一个善意的老师带到中国来的，而是由资产阶级发财的原则所促成的，但是，却仍造成一些封建的陈腐世界所不能有的东西。”（注10）
　　5、租界是一面反映治乱盛衰的镜子
　　上海在道光年间，人口仅五十多万，同于我国的一个普通县份。开埠后人口大幅度增长。到本世纪初，超过一百万。到二十年代末，已达300余万，至抗战爆发，竟接近400万。到解放前夕有420万。据民国十九年（1930）人口统计，当时全上海320万人，大部是四处八方集合拢来的，土著之民，不过四分之一。国内各省论，以江苏、浙江两省最多，其次为广东人。外国人有二十多个国籍，以日本人为最多，其次为英国人。上海人口的繁衍，主要原因，一为战乱之故。开埠之初，所指定的外人居留地——租界，只许外侨居住，不容华人杂处。太平军起，江浙富户纷纷逃至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于咸丰三年（1853）九月占据上海县城，城内居民，纷纷到租界避难。外侨无法拒绝，遂开华洋杂居之例。是年年终，避难入英租界者，即有五万人左右。咸丰五年（1855）刘丽川退出县城，避难者逗留不走，且源源而至。咸丰末，江浙各城邑大半为太平军占领，因此富户纷纷来沪避难。同治元年（1862），上海租界内避难华人达150万左右，市面顿时热闹。太平军失败后，避难者大批迁归故乡，但就此居住上海者也不在少数。据同治四年（1865）调查，租界内华人有15万之多。辛亥武昌起义前夕，长江流域各省官吏、富翁又纷纷携眷挟资乘流而下到上海避风。1924年齐卢之战，嘉定、太仓、青浦等成为战场，难民又纷纷到上海避难。抗日战争爆发，对上海又一次人口大冲击，租界空屋全被挤满，街上还搭起了散棚，租界人口达到二百万以上，民国初年，姚公鹤所著《上海闲话》即谓：“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矣。”二为商业贸易发达之故。外商为推销其商品，收购原料，在上海举办各种洋行。依栖于华洋之间的买办、通事应运而生，为外国殖民者及买办服役的佣人、厨师、车夫和其他苦役亦不断增加。进出口商品运输产品不断上升，码头及仓栈运输工也大量增加，船舶修造业及为进出口服务的加工企业、轻工业不断兴起，这些企业大部分设在租界，本地及外地失业的农民纷纷来沪受于近代企业。上海工人阶级，伴随近代企业诞生。工人们还把自己的家属携来沪上，家属人数要超过工人本身。这是上海人口逐渐增多的又一个原因。三是上海为追求享受的销金窝。上海是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店铺林立，货如山积，构成繁荣的商业网。上海繁华的景象以南京路为冠，服务性行业，娱乐行业亦极发达，舞厅、赌台、妓院、戏馆、游乐场、夜总会等，纷然杂陈，各地达官贵人，作寓上海逍遥享受。一些平时不相容的政敌往往复聚于此，道左相逢，亦但掀髯一笑，往隙尽消，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大地已无干净土，春申翻作小桃源。腰缠千万扬州客，道左相向一笑温。”
　　6、旧上海的陋俗及腐朽风气
　　《中华全国风俗总志》谓：“一到上海，不能不习三种习气，一曰趋时，二曰务奢，三曰尚圆滑。”
　　市民中存在着浓厚的趋炎附势、恃强凌弱的习气。崇拜洋人和“高等华人”，力图巴结。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低人一等；穿长衫的，看不起穿短褂的；自翊为“老上海”的市民，欺侮、辱骂乡愚，讥之为“阿乡”、“阿木林”、“猪头三”、“筹头码子”。以“高等华人”自居者，走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行人避之不及，就被推倒。巡捕、西崽、门丁等，往往瞧不起中国人，动不动加之以棍棒和拳头。
　　社会上欺骗和投机取巧的心理极为严重，滑头很多，各业皆有。此辈大半衣履楚楚，周旋园到，语言便捷，外表阔绰。有为仆从者，虽囊空如洗，装若富绅，住大饭店，以赌博为业，乃大滑头骗子；其次者，说东话西，擅于拉拢，合股份、创公司、铁路、矿山、算计满盘，刊印章程，狡猾伎俩，甚于“空心老官”，老成商贾，往往误垂其计；滑头之等而下次者，骗烟饭吃，拆小烂污。上海还有许多滑头广告，有以招收函授生、招收职员的滑头广告，籍以骗取报名费；有出售新奇物品的广告，藉此赚取运费。有出售华洋百货的，装成一盒一箱的仅是不值钱的玩具。马路上、弄堂里有不少兜售假首饰、假鱼翅、假西洋参，专以骗取爱贪便宜者的钱财，妇女往往要上其当。社会上投机取巧心理极严重，希望赌博中获得意外之财。时有政治投机分子出来。一·二八战争期间，出现一批义勇军到处招摇撞骗。救亡运动时，出现各种离奇的救国之道。“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吸吸马占山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道”（鲁迅语）。
　　社会上以服饰排场为分地位之唯一标准。鲁迅说过：“在上海生活，穿的时髦衣服的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守客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场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注重外表，讲究排场的奢华风气，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装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边裤子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沪谚：“不怕天火烧，只怕阴沟里跌一跤。”沪谚又曰：“身上着得绸披披，家中没得夜饭米”、“身上全绸，家中全臭”，类似皆给此辈之写照。
　　上海居民一朝幸获温饱，即另置外妾。寻常一个商人，每有额外住宅数处。亦有巨商大贾，因蓄妾多子姓繁，而盘剥重利者。许多工人，由于没有受教育机会，迷信思想严重，纱厂男女，不少都参加青洪帮，相拜老头子，信仰关公。工人中买卖婚姻盛行，女工的身价多至二三百元，少则几十元。青年男女工人之间的自由婚姻，被叫做“轧姘头。”“总之中外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及上海黑社会散发的毒气，对上海一般市民的污染和对上海社会风气的败坏是极为严重的”（注11）。
　　7、旧上海的特殊职业
　　一为西人之附庸。上海洋行，延请华人作经理，叫做买办。英语译音为”糠摆渡“（一作刚伯度）。咸、同之间，名人笔记不知译音之本义，以国文字面作解，以买办介于华、洋之间，犹糠为摆度之用，为居间之业，而又含轻诮之词。买办一业先行于广州。西人初至，仅得居于船，不准上陆地逗留。贸易往来，全凭十三洋行之绍介，遇洋船来，十三洋行必遣一人上船视货议价。亦居间为洋人购办土物，载至其本国。此乃华人雇用，与上海买办受外国人雇后先不同。一种叫“露天通事”。西人来华，初登岸、人生地疏，时有略习西语而无业之人，类皆西崽，马弁之化身，沿江守候，遇外国水手、或不通华语之西人，跟随指引。遇有买卖，则代论价，于中取利，此辈衣多露肘，无室无家，故以“露天通事”名之。所操之西语，俗呼洋泾浜话。略带英文之音，出以不规则之文法，语西人也能会意。“洋泾浜语”，又称“别琴语”。同治年间，杨少坪曾作“别琴竹枝词”百首，对之讥嘲。其自序中略谓：当时沪一带“通事”，日与西人交接，所讲“别琴”语，仅在缚衍了事。西人对此既迁就，又酸鼻之。其初，此辈自为一业，有三十六人之例。多一个不能容，必俟出缺，方能补入。民国初，约已二百人。之后外人渐习华语，“露天通事”遂成末路。一种叫西崽。西崽（或细崽），乃洋人称呼小儿之词。洋人用华人为仆亦称西崽，亦相沿已久。充此役者，年轻人居多，西语之能言与否不论，谁衣服洁净，趋事惟谨，语言便捷，始得主人欢。六勿主人《申江杂咏百首》咏“西崽”为：“烹茶煮酒列舆，月领洋蚨仅数枚。别有深情年少子，存心岂为这般来，”此辈充奴洋人，却又看不起华人，华人亦以“洋奴”鄙夷之。
　　一类为居奇谋利者，一如各种“掮客”，亦为上海独有。多宗贸易，由掮客介绍而成，掮客也于中取酬，酬金多寡，因所据之业不同及贸易额而定。操地皮业者，为地皮掮客。上海地价至昂，每亩多至十万元，少则数千元，酬金可得其一成，都能飞黄腾达。一种“告白”，亦掮客之流，专为报馆介绍各业广告，酬金率在十之二三，月计也可得数百元。各业皆有掮客，执操纵垄断之术，但亦相当有便，为各业所乐用。掮客以闹市处茶楼为营业之处。上海茶楼业之盛，实由掮客为其支柱。其二为荐头行，为介绍仆役之所。有苏帮、扬帮等地之分。三五家列肆相望，俱标明籍贯，使受雇者随籍而至。店主多为妇女，凡愿投身充役者，预谋铺保，同赴该行接洽。登之簿册，坐待招唤。受雇者先试三日，以定去取。合者，按第一期工价十分之一为介绍费及一定的车资，给荐头。此费有主家独任，亦有主仆各半者。荐头于谋业者开方便之门。至藉此拐掠，或为奸淫媒介，则非当行本色，应置之别论。其三为向导。类于今之导游，为初来乍别之客指点门路。此业者，多数为粤帮商店之伙友，或一般闲居无事之人，导之出游，或至商店购物，或至名园游览。有时乘汽车狂兜圈子，有时入妓院寻花问柳。向导之人，于中取利。此业每不正经，有串通司账，欺诳“洋盘”，受欺者懵然无觉，反落“猪仔客”之名，亦即俗说“猪头三”。
　　三为特殊的庸工贩夫，为他处所少有的，如“缝穷婆”，业此者胳膊勾挽一竹篮，中放针线尺剪及做活时坐的小凳，专给工人、伙计、学徒等单身在上海生活者缝袜底、补衣洞。缝穷婆大部分是苏北妇女。又有“梳头”，上海妇女之有发髻者，除少数自理外，大多数叫专梳头的女代梳。或天天来梳、或隔日来梳。均无不可。工价为每月一至三元。一个女梳头，包有十多个户头，藉以生活。大户人家，则有固定的梳头。一种“水鬼”在吴淞与虹口一带。自小习泳，有潜水术，逢船舶肇祸、人货沉没之机，受雇入水底挠尸捞物。“水鬼”穿一件皮质能透气的保险衣钻入水底。且带了乾粮，钻在水里过三天三夜。一种叫做“吃百家饭”。上海旧式人家办婚丧事，必要时临时雇用一般男女仆役帮忙，男的叫“二爷”、女的叫“喜娘”，叫做“吃百家饭”。上海数百万人口，婚丧之事无日不有，不少“吃百家饭”的故也一年到头，无有闲时。至提倡集团结婚，及丧事到殡仪馆入殓，业此者逐渐减少。此外上海有许多“露天职业”者，如修鞋、剃头、馄饨担及流动点心店、书报摊、收旧货及江湖卖艺，等等，虽非上海特有，而以上海为特多。
　　8、旧上海的妇女
　　旧志称上海妇女庄洁自好，无登山游寺冶习，井臼余供纺织。开埠后，城市妇女习俗大变。《上海风土杂记》称“大部分优游不事家计、不知缝纫、不问女红，晨昏颠倒，宴午始作朝起。午后调脂弄粉，锦袍艳容。非外出游乐，即在家打牌，通宵达旦，烟茶果食、任情口腹。”上海中上层妇女，除少数做教员、医生外都无职业，由于不能自立更生，而成了男子的附属品，日遂冶装打扮，以高其“身份”。至于贫穷妇女，都进工厂做工或在家料理家务，人数不在少数。“五四”运动后，社会注意妇女职业，公司、邮局、报馆、银行等，次第录用女子。公共汽车亦始用女子为售票员，不施脂粉，一律布衣。
　　上海称女子为小姐，称妇人为太太。女子相称曰阿姐。妇人相称曰阿姨。新时代女子，喜欢人家称“密丝”。称幼女为小姑娘、小妹妹，称洗衣婆为娘姨，称青年女佣人为大姐。娘姨多做粗笨工作，大姐工作较为轻屑。上海普通人家，稍稍温饱，便雇用娘姨。上等人家始雇用大姐。
　　注1：一说上海奴变，始于江东（即今川沙高桥地区）瞿氏仆。光绪《宝山县志·轶事》：“明季逆奴〓乱，始于江东瞿氏仆，祸延松、右四五十里之内。群起杀逆，劫契焚庐，延及嘉定、上海两域，六月十日，兵备程峋捕首恶十六人诛之乃定。”
　　注2：嘉庆《松江府志》风俗。
　　注3：《上海县续志·风俗》
　　注4：见姚公鹤《上海闲话》
　　注5：同上。
　　注6：姚公鹤《上海闲话》P7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注7：熊月之《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载《上海史研究》二编P46
　　注8：云间逸士：《洋场竹枝词》。
　　注9：六勿山房主人：《申江百咏》。
　　注10：卢汉超：《西方物质文明在近代上海》载《上海史研究》二编。1988年学林
　　出版社。
　　注11：刘惠吾编《上海近代史》下册，P288。《洋场黑幕与社会风气》1987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
　　
　　三、简短的结论
　　（1）旧上海民情风俗与上海历史。“圣人治天下，立法制礼，必因风俗之所宜。”（注1）风俗民情，一国安危之本。欲知一国之治乱盛衰，不在政教号令、人事迁流的状况如何。每于民情风俗，可见其端倪。易代之际，国俗民情必然腐败衰朽。以一方例之，莫不如此。如在上海，“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凋瘵，习俗一变。市井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藏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弊也极矣。”（注1）此时全国有李自成等农民大起义，上海有“奴变”风潮。又如上海开埠前夜，习俗之变：“士文近浮，农愿而近野。民贫而商富，中不足而外有余。城市慕苏杨之余风而乡颇〓。目前斐然可观而力实不能长世以久。”（注2）于是有外族入侵，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刘丽川小刀会起义之事。至清末，政治腐败到极点，国脉衰微如缕。此时上海的“民风日薄，民志日，奸咎邪淫，竟成习惯，以至元气沦丧，法令不行……是岂仅一隅风俗攸关，抑亦国家气运所系欤？！奈何世人不察，惟以纷华靡丽之足以娱情悦目，而不知亡国败家之祸即肇于此。”（注3）于是全国有武昌起义，上海有制造局之役。解放前的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遭受惨败之后，对上海实行白色恐怖。物价狂涨，法币惨跌。发行骗人的“金元券”，国民党官吏乘机搜括黄金外汇。又实行“限价”之法收拾残局，以“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不久失败。物价进一步飞涨，人民有倒悬之苦。上海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工人和学生运动不断高涨，到次年五月，上海解放，国民党统治如土崩瓦解，仓遑逃到了台湾。
　　（2）上海风俗，为全国风俗之代表。上海自古富饶，风土人情，较他处繁缛。海通以还，万方辐辏，俗备五方。以租界为主要标志的上海，一向被诅咒为“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言上海风俗者以为：“风俗淫〓，人情鬼蜮，种种黑幕，虽罄南山之竹，亦有书之未尽、言之未详者。风会所趋，虽有大力，莫能阻挠，推波助澜，或且加厉。”（注4）近来的研究成果，已在逐渐矫正人们的片面看法。“谁也不能否认租界是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主权的产物。确是国中之国，也确有罪恶渊薮，冒险家乐园的一面，但相对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而言，资本主义居于先进。”（注5）对于租界风俗，也不能一概以腐朽、没落视之。民国初年，姚公鹤所著《上海闲话》中，对上海租界及租界风俗有较公正的论述，他说：“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据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以与我中华习俗之不同，故士大夫尽力致其攻诘之词。”（注6）正统文人如左宗棠，与友人书中诋新闻记者为“江浙文人之末路”。某道学家，以生长上海三十年，足迹不涉夷场为有操守。还有的深然西方制造技术，又深惜其不习中国礼法。1935年，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社跋《沪城岁事衢歌》文中说：“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风气日新，旧俗日汰，”亦持平之论。
　　（3）风移俗易，责之在上。风俗有淳厚与浇薄之分，风俗淳厚，国家于是乎安定，风俗浇薄，社会于是乎动乱。“风俗者，固山川地气使然，亦主治者之好尚，实有以转移之欤！”（注7）“风俗之殊，厥与政通”、“上导之则为风，下被之则为俗。（注8）”政治修明之世，君正臣贤，“德音昭乎声”导社会以淳风。乱世纷纷之际，上下恬嬉，文武旷废，纸醉金迷，骄奢淫佚，世风日下。历史事实已有明证。我国解放以后，荡涤了旧社会中的污泥浊水，逐步消灭了剥削制度，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平等互助的关系，新的风气、习惯正在逐步养成。政府又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新风气。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鄙俗、陋习，不可能一下子绝迹。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遇有适当气候就要抬头，因之社会上时常会出现各种歪风邪气，甚至经久弥漫不绝，这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在党内也出现了腐败现象。移风易俗责之在上，党内问题是关系到执行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此党和政府多年来制订了一系列廉政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只有把党风搞好了，民风自然会跟着好起来。历史是这样，现在和今后也都一样。
　　注1：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例，三联书店1988年第一版。
　　注2：同治《上海县志·风俗》。
　　注3：赵经程跋朱文柄《海上竹枝词》。
　　注4：顾明道序刘豁公《上海竹枝词》1925年雕龙出版社。
　　注5：唐振常《上海史研究》（二编）序，198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
　　注6《上海闲话》P148页。
　　注7：《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二P1。
　　注8：《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四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