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呼唤优秀专栏和专栏作家

编者按：眼见得社会上的专栏作家做专栏做得热火朝天，细数对外传播业内刊物，专栏作家虽是凤毛鳞角，但上乘作品也有一二。一边是眼馋，一边是笔滞。于是引出了这组文章，其目的是集思广义，为外宣专栏探索出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来。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言及怎样办好报纸，这位对办报深有心得的伟人说：

　　“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做国家主席，要做专栏作家，专栏何以对毛泽东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不禁令人回忆起毛泽东的新闻从业经历。1918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主持创办《湘江评论》，以其如椽之笔大力鼓吹革命，一时间极为轰动，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售罄，后重印2000份，逼得湖南军阀张敬尧在一个月之后就指令警察查封了《湘江评论》。此后，毛泽东还陆续主编过《新时代》、《政治周报》等。或许正是当年这段酣畅淋漓的革命经历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40 年后“当专栏作家”的愿望。

　　在中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些往事，是很有意义的。毛泽东一向重视新闻工作，重视新闻舆论的喉舌作用，强调要站在政治家的高度去办报，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视专栏和专栏作家的作用，既是对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是当前对外传播事业发展对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

　　中国最早的专栏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清末民初，随着国门渐开，民智渐启，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办报救国的追求。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第一份海外中文报纸《清议报》，其中有一栏目《国闻短评》，明确提出创立君主立宪制，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的时事短评专栏。1902年，梁启超效仿西方杂志主编《新民丛报》，并连续发表了11余万字的《新民说》，以求革新国民思想、培育公民精神。此文一出轰动海内外，风行一时，甚至创造出了梁氏独特的“新民文体”。梁启超可谓是近代中国最早具有重要影响的专栏作家之一。民国成立后，《申报》、《大公报》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一大批著名的报人如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等也大多身体力行，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开辟专栏，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片面强调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像专栏这样个人色彩较为浓厚的形式自然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作为那个时代最为出名的专栏作家，邓拓的遭遇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1961年，邓拓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以马南邨为笔名的《燕山夜话》专栏。直到今天，读起那些专栏作品，虽然篇幅短小，但其中既有史识、史论，又能抓住现实，确实可算是佳作。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作为那个时代优秀的专栏及有骨气、有见解的专栏作家，已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然而这种清新活泼的文化氛围很快就被肃杀的政治气候所打断。直到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潮犹如起跑线上的哨声，将隐伏在人们心中的激情唤醒，沐浴了春天阳光的人们，心情变得欢快起来，思想也如流淌在山涧的溪流，汇聚成川，奔涌而出。

　　报刊作为思想传播的前沿阵地，成为人们表达思想的最佳选择；而专栏作家受到人们的关注则始于《南方周末》专栏的兴起。

　　《南方周末》以其对时政和民生疾苦的关注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报刊。早在1998年，其副刊推出了一个叫“新生活”的专栏，登载一些风花雪月、“写食主义” 的东西，这让许多读者对该报纸的价值观表示了质疑。但没多久，人们发现这份报变得生动了，到报摊上买报的年轻面孔也多了起来。勇于创新的《南方周末》很快就在经济利益上看到了回报。在《南方周末》的远见卓识下，各媒体纷纷效仿起来，专栏内容也是推陈出新，并将触角延伸到了各个领域。

　　经过持续不断的辛勤耕耘，一些叫座又叫好的优秀专栏开始跳入读者的眼帘。从最流行的时尚类杂志，到庄严的时政财经报刊，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看见专栏的影子。喜欢看报的诸位脑海中也定会有一串专栏名：写食主义、榨汁机、夕花朝拾、思想工作……这些名字犹如大宴后缓缓上桌的水果盘，让人顿感清新爽口，回味无穷。今天，专栏已经成为大小报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与那些严肃的严谨的正面报道相映成趣，令版面生动活泼，其内容也更加能贴近读者，贴近百姓，在一定程度上，使报刊受到了更多“惯性读者”的青睐，也提高了报刊的发行量和知名度。如《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由王小波执笔的“晚生闲谈”后，此专栏逐渐成为“三联” 形象不可获缺的一部分，后来竟有“没有王小波文章的三联总是有一两分不像”的评语。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就曾说过，他喜欢王小波第一是尖锐第二是机智，尖锐包含在机智里，既不是直来直去，又不是油腔滑调，这是一个优秀的专栏作家需要具备的条件。

　　同时，随着国内媒体市场的繁荣，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专栏作家”也广受关注。如后来一直《三联生活周刊》开设“思想工作”专栏的沈宏非，其独特笔锋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使其成为时下最有影响的专栏作家，其个人专栏也是遍地开花，《南方周末》的“饮食男女”、《经济观察报》的“废话点心”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并被《南方周末》评为 2002年度传媒杰出表现奖·专栏作家奖。在财经方面，国内《中华工商时报》上的水皮杂谈，是国内少见的优秀财经专栏。在网络媒体上，专栏更是名目繁多，颇受推宠，ChinaByte专栏一直是IT业界一个重要的产业评论和思想评论阵地；也是业界人士交流思想和观点、指点业界江山的至高点。

　　那么中国专栏作家对媒体的意义和价值到底何在？中国专栏在发展中有何不足？

　　由新华社主管的《瞭望东方周刊》创刊虽然只一年，但由于其独特的新闻视角，深入的内幕报道，立刻在海内外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与《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共同成为时政类杂志三足鼎立之势。

　　在谈及《瞭望东方周刊》的专栏时，总编辑韩松表示，“我们还在尝试阶段，专栏是开了，专栏作者也换了不少了，找到一名适合自己刊物的专栏作家确实比较困难。但是专栏一定要有深度的思想，要具有专业性、多元性，要有作者本人的鲜明特点，这是不能改变的，否则无关痛痒的专栏就不要做了。”

　　韩松认为，与国外的专栏相比，我们的专栏发展还较为缓慢，现在更多的专栏集中在一些休闲娱乐版方面，“评点江山”的角色还为数不多。目前国内还不太重视培养在这方面的作者，更多的作者并没有将专栏作为自己的主业，而只是凭一时的爱好“有感而发”，对一些有深度有难度的问题不愿涉及，这就导致国内各大报刊的专栏水平参差不齐，人云亦云的较多。

　　韩松特别指出，“专栏作家要有个人的见解和风格，在不违背社会主流意见的情况下，提出对国家发展和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的观点。相信随着政治改革的发展，将来的专栏应该有一个更加自由、舒适和发言权的空间。对他们应该多一些鼓励。”

　　韩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国内专栏发展中的两大问题。首先是专栏内容方面的单调：一方面风花雪月的专栏遍地都是，甚至出现了饱和的迹象，另一方面作为公众意见来源的专栏，却在各种媒体上均告阙如，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专栏的发展。其次，是专栏作家的人才储备不足。许多世界著名的媒体都有相当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其分工更加细致，研究更加独到透彻，尤其像政治专栏作家，经济专栏作家等，由于他们熟稔其专业，往往成为政府决策者身边的军师，这足见专栏作家在美国新闻界所占有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因此，专栏作家自身的素质就显得非常重要：要求学有所长，在某方面具有专家的水平，同时又关心时政大事，熟悉媒体的运作方式，最好能够有一定媒体从业经验。这样的专栏作家在目前的中国可谓是千金难求。

　　著名专栏作家阮次山则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中国专栏作家现状的不满。阮次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批评目前国内有不少专栏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这无论是对于专栏作家本人，还是对媒体的社会公信力来讲，都是极其有害的。阮次山说：

　　“我认为一个专栏作家如果没有责任感的话，最好不要去做这件事，因为错误的判断会误导人，这是缺德的事。写专栏的人一定要有责任感，你要知道很多人在看你的东西。国内报刊现在的确需要专栏，但如果你不是内行，讲得不对会误导人的，与其这样，你还不如闭嘴。举个例子，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几天，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位主持人找了三位专家，电视放着一幅画面，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中东国家的婚礼场面，主持人看画面中的人都是男宾，就开始解释，画面中全是男宾，看来这不是婚礼，而是以婚礼为名搞秘密聚会，主持人做出这样的推论，三位专家同时附和，内行人一听就知道错了。在阿拉伯国家，任何人的婚礼男女都是分开的，厨师和跑堂的都是分开的。这是一般常识，但一个完全错误的推论还讲了半天，这简直是外行得离谱。”

　　社会责任感的缺位，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专栏的认识误区。在很多人眼中，专栏就是一些只关心风花雪月、充斥着所谓“小资情调”的东西。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人们心目中的“专栏作家” 更多的是指那些以政治、经济等严肃话题为内容的专业作家。许多世界著名的媒体都有相当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其分工十分细致，研究往往独到透彻。尤其像政治专栏作家，经济专栏作家等，由于他们熟稔其专业，往往成为政府决策者身边的军师，显示了专栏作家在西方新闻界所占有的地位和影响。因此，西方媒体对专栏作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学有所长，在某方面具有专家的水平，同时又关心时政大事，熟悉媒体的运作方式，最好能够有一定媒体从业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专栏作家任重而道远。

　　在对外传播工作中，如何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是需要我们外宣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面对各大报刊上各种名目的专栏正热火朝天地开着，许多外宣工作者都在思考：为什么外宣刊物不能开设专栏呢？

　　我们注意到，目前已经有一部分外宣媒体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记者面前放着一份最新的《北京周报》，在最后一页出现了一个专栏“说东道西”，篇幅不长，却观点新颖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在这个专栏中，《充满误解的世界》、《五角大楼教给我们什么》等文章，作者充分发挥符合逻辑的想象，以对话的形式、幽默的笔调、西方式的手法，阐明自己对某国、某人、某事的观点和立场，寓批评于调侃、寓挖苦于诙谐，一扫以往外宣文章的刻板生硬。《直面固执的日本》一文，作者博古论今，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辩证地分析了中国与日本毗邻里的利与弊，其观点新颖独特，其道理简明透彻。《北京周报》的这个专栏开设不久，就收到不少读者的反馈意见，称此专栏似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为在《北京周报》上刊登这样的新鲜活泼的文章而高兴，并认为这类文章是国外读者喜闻乐见的。

　　“外宣期刊办好一个专栏不容易，成为一个外优秀的专栏作家更不容易，因为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国家。”主持“说东道西”的《北京周报》总编辑黎海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慨。

　　写作专栏是十分辛苦的。“但我绝不草率下笔，之前要看很多很多东西。我每天坚持看英文报纸，看电视，但我只看新闻；每个周末，我都是在看书，看很多东西。当年，关于“CLONE”的资料就贴了一个笔记本，而且我敢与任何人辩论，因为我把这个事弄透了。有时候一些想法在脑子里一闪而现，就马上抓住他，记到小本上。要说艰辛，就是为了少少一页纸的专栏，你却要去看很多，抄很多，想很多——但是很值得。”

　　不过，黎海波也承认写专栏也有其快乐。“写作专栏最大的快乐就是我的差不多每篇稿子都会有读者反馈。我跟他们讲，我就是为读者而写的。如果我写的没有人感兴趣，没有反映，没有反馈，我是绝对不会再写。我就是要让你引起共鸣。在2000年左右，一位德国读者来信说我的专栏，用中国话，就是看了以后不吐不快。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很振奋，作为一个报人，与读者产生共鸣的同时，也把我的思想也激活了。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想如果你在场，我就要与你辩论，不得不谈。但也有批评的，所谓批评，就是与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北京周报》并不是外宣刊物中最早设立专栏的。1953年创刊的日文综合性月刊《人民中国》是目前国内惟一的国家级对日传播刊物。经过多年的摸索，她已在日本拥有了一批上至国家政要下至普通百姓的“读者会”。早在60年代，《人民中国》就做了开设“专栏”的尝试。为了让期刊能适应国外读者的需求，在当时外文局局长罗俊带队下一行五人去日本考察了45天，就《人民中国》如何改革，邀请日本报界人士和专家，举办了许多座谈会专门征求意见。回国后，刘德有原文化部副部长）便起草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并很快付诸实施。这次改革主要的一点就是：为了吸引日本读者，要增加专栏和连载的内容。为此笔者采访了当时参与改革的《人民中国》原社长李雪琴。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李雪琴说，当时开设专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实地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我们主要把握两个问题：一是哪些题材需要大题大作；二是哪些题材可以大题小作，这就是我们专栏的内容，对把握不好的就“小作”。《人民中国》可以说在当时做出自己的特色，并收到了来自日本读者的反馈，都认为我们贴近了日本的生活，贴近了读者。李雪琴说：

　　“其实，老百姓并关心也不喜欢看有关政治、经济的社论或是大块文章，但这并不说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他们街谈巷议的全是与国家大事、国际问题有关的，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写法，用不同的人写的，他们就爱看。”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中国》陆续开设了七、八个专栏，较有影响的如《知识分子的道路》、《街谈巷议》、《当我年轻的时候》等专栏，为的是用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去影响日本知识分子。有的专栏很小，只谈中国的饮食、文化，却很受日本妇女的欢迎。

　　“所以专栏要办出特色，就要充分分析你的读者群，要了解他们的阅读习惯，不能只顾自己写，不管他人愿不愿接受。”她如此总结。

　　英雄所见略同，《中国日报》评论部主任谭宏凯也持类似观点。《中国日报》作为我国第一份也是目前惟一一份全国性英文日报，在对外传播中国上起着重要作用。当记者向谭宏凯主任问起《中国日报》为什么没有开设自己的专栏时，他说，事实上，这种想法一直都有，因为我们现在的宣传思路已过时，我们不能仍用我们自己熟悉的方式让别人去接受。在对外传播中，我们最大的缺憾是过于习惯于那些老套的“我讲你听”的宣传方式，没有个性，那种“统一思想，千人一面”的效果已是没人愿意看了。通过办专栏，可以给读者传递一些更深层面的思考，这是提高外宣效果的捷径。

　　“我们设想中的专栏应该是这样的：以讲社会问题、国际问题为主，要按照国外受众的口味去办，要找他们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在选题上要以他们熟悉的方式，给他们一个中国式的视角；内容上具有可读性的同时，有一定的深度。专家的理论性较强的说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的专栏要在降低理论性的同时，尽可能地增加时效性、可读性和个性化。”

　　谭宏凯强调指出：“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已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太注重包装技巧，而少了一个主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内容与社会的脱节。事实上，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可以适当地提出批评，我们可以专栏作为宣传方式，作为言论的阵地，对我们的宣传会大有益处。”这一点，韩松也深表赞同：“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过多地用评论、观点性的东西来反驳外界对我们的批评，用白皮书等直来直去与他们沟通，总给人以打架的感觉。我们完全可能通过专栏传播给他们有趣的东西，这是专栏的长处。”

　　培养中国外宣刊物自己的专栏作家队伍，已经成为摆在各类外宣媒体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国内专栏作家的兴起已为外宣媒体寻找适合自己的专栏作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西方与国内媒体对专栏作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专栏就如在新闻中追求评论。黎海波指出，专栏作家首先要有一定的积累和阅历，在某方面具有专家的水平，同时又关心时政大事，熟悉媒体的运作方式，最好能够有一定媒体从业经验，有敏锐的新闻嗅觉，要善于把所见到的现象联系起来，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另外岁月的沉淀才可使笔下的文章才具有一定的厚重感。这样的专栏作家在目前的中国可谓是千金难求……专栏作家不是叫谁做就可做的，现在很多专栏作家做一段时间还可以，后来就做不了，庄稼长得好不好，要看底肥足不足，基本功越扎实越好。要能看出事物的矛盾和问题，再就是要有兴趣。希望这样的专栏作家越多越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许一、两个专栏作家能够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如果外宣领域里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专栏作家，我们的外宣事业就一定能够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全世界也就一定能够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文/本刊记者翟淑蓉、本刊特约记者 谭星宇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