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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华文教育形势浅析
文/李嘉郁
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用以施行民族语言与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其历史悠久,发展曲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自身因素的变化以及世界汉语教学热潮的兴起,华文教育从形式到内容乃至教育教学的宗旨和目标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形势,或认为是传统华文教育向现代华文教育的转折。 本文试图对现阶段的华文教育进行多视角的考察,力求对其形成较全面较立体的认识,从分析华文教育的现状开始,探讨现阶段华文教育的特点,目前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所面临的困难。所见或仅一孔,谨以此就教于方家。 曾有学者指出,五大因素影响华文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即:(1)华人社会的人数和凝聚力。(2)华人社会在所在国的地位和影响。(3)所在国的地缘政治和文化特点。(4)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与华人所在国的关系。(5)时代潮流与国际形势[1]。这样的结论基本正确,但能够作用于华文教育的因素犹不止于此,其他如当地华人经济是否发达,有无新移民到来等皆对华文教育产生影响。近二十年来,这些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直接作用于华文教育,使之形成了迥异于传统华文教育的显著特点。仅择其要者,缕列如下。 一、关于华文教育的任务与宗旨 华文教育的前身是华侨教育,华侨的身份(中国籍)和心态(落叶归根)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和宗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作为海外华文教育主体的全日制中文学校(八十年代以前,周末中文学校极少)的基本情况还是:教材主要来自中国国内,除完成所在国规定的课程外,基本沿袭国内中小学语文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规范,是“中国国民学校语文教学在海外的延伸”[2]。教学内容与国内中小学接轨,强调为祖国服务是这一时期海外华文教育的主要特征。 今天的华文教育,已不单纯以华人掌握华语与中华文化为终极目标,而是更加重视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重视华文教育服务于华裔的生存和发展的功用。这种变化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华人身份的转变,二是汉语工具性的凸现。 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使得大批华侨改籍归化,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基本完成。以印尼为例,95%的华人已入印尼国籍,90%以上在印尼出生。华人之“华”已非国家概念,“华族”之称或许更加确切,而华文教育,在华人的所在国,也确实是被当作一种(少数)民族的族裔教育来对待。与身份同时转变的,是华人的归宿感,“落地生根”成为此期海外华人的主要心态。除了保持民族特性的初衷,华文教育更多地被寄予提高民族素质的期待,华人社会希望通过华文教育来解决华裔学生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和优良品质。同时,世界性汉语教学热潮的兴起,使得汉语对于华裔来说,于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之外,更意味着一种生存的技能,汉语教学的质量因而受到特别的关注。简言之,使华裔下一代兼具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优势,增强其竞争力,使之能够在当地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作为现阶段华文教育的主要目标,得到华教界的普遍认同。 二、关于华文教育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中文的使用价值不断增强;中国调整外交政策,与各国的关系不断改善,很多国家开始逐渐施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待境内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采取帮助融入当地社会和允许保持自身的文化等较为宽容的态度,允许和鼓励各民族保留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西方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于1979年和1988年正式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和通过多元文化法,加强了多元文化的政策地位,同时在经济上对“少数民族教育”给以一定的支持,加拿大政府当年即拨付了数亿元的经费。欧洲各国的情况与此类似。这些地区的华文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近十余年来海外华文教育的一支生力军。华文教育在曾经最为繁荣的亚洲地区几经挫折,80年代以来,境况得到显著改善。各国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 三、融入主流教育 “融入主流”或曰“与主流教育接轨”是目前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明显趋势和必然选择,其表现在华文学校的归属,学校内部的课程设置等多个方面。 华文学校一般隶属于当地的华人社团,华人社团对华文学校竭尽创办、维护和促其发展之力。虽然施行多元文化政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但是,文化教育政策的放宽是有限度的,其教育同化的总体方针并没有改变[3];即使是在汉语热的大背景下,各国对汉语教学的支持也不等同于对华文教育的支持。东南亚各国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将华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较显著者如,印尼华文教育即被归于国家教育司管辖,柬埔寨总理亦提出,在2007年健全全柬华文学校为全日制,这意味着柬埔寨华文教育将融入柬国家多元化教育体系。 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标志着传统华文教育即华侨教育的衰落,作为当地民族文化教育之一种的华文教育必须考虑在这种体制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实行双语或三语教学,是当前形势下全日制中文学校的应因之举。华文教育的目标已不是为了学生的回国发展,他们要在当地升学就业,必须得到当地教育部门认可的学历资格。况且,虽然可以说华文教育具有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直至包括师范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的各种办学规格,但这是就世界范围而言,在绝大多数国家,华文教育并不具有高等教育这个层面,华校学生中学毕业便意味着要另谋出路。很多全日制中文学校因此实行双语或三语教学,除教授汉语和以汉语为媒介语授课的数学、化学、史地等各门科目外,同时还要教授以当地语授课的以上科目以应对将来的升学考试,而英语教学也占有不小的比例。总之,力争使中文学校的教学与当地国民教育的纲领或规划相衔接[4]。 在业余中文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融入主流”同样成为华教界普遍关心的热门问题,“如何与主流教育接轨”多次成为美国华教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只是,这里,人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争取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在汉语教学上与主流教育的接轨,“融入主流”主要表现为希望华文教育得到所在国政府的认可,取得合法的地位和来自国家的支持,其并不希望华文教育因融入国家教育主流而失去原有的独立性,与主流教育的接轨更多地表现在对中文教学方向上的调整,如根据主流社会的中文考试标准制订学校的教学规划等。这些措施已见成效,不少中文学校已取得所在学区的学分转换资格,学生在主流社会的中文考试中亦有出色表现。 华文教育与主流教育的接轨,旨在利于华裔学生今后的升学和就业,切合华文教育服务于华裔的生存与发展的宗旨;并且,在华裔下一代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日渐淡薄的情况下,华文学校在中文教学上与主流的接轨也的确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中文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华校学生学习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这显然有利于作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华文教育的持续发展。 四、关于华文教育的对象和内容 有数字表明,在东南亚众多的全日制中小学和幼稚园中,非华裔的学生一般占30%左右,50%以上的也不鲜见,在发达国家同样呈现出这种趋势,如有百年历史的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非华裔的学生亦占学生总数的20%。此外,中国的开放也给学生的成分带来变化,一些新移民或中国驻外机构人员的子女本是国内的小学生甚或中学生,随父母至此,因语言问题或其他原因,也来到当地的中文学校就读。前者希望在中文学校期间能够逐渐适应当地的语言和生活,达到“过渡”的目的;后者今后还要回到国内升学就业,他们希望中文学校能够在这些方面给予尽可能多的帮助。 华文教育界对这种教学对象多元化的局面无疑是欢迎的,尤其是积极吸纳非华裔的加入被认为是顺应形势之举,有关人士一再呼吁:“中文学校的生源千万不能仅限于华人子女,要面向社会,为社区服务,招收各民族的学生,学校才能被社会认同,才能充分发展[5]。” 非华裔的大量加入在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这除了引发人们对华文教育之性质、宗旨、教育目标、办学形式等的重新审视外,更给中文学校的教学实践带来不少难题。相较于华裔,他们来中文学校的目的不同,汉语基础和汉语学习能力不同;对于这个群体,显然应该有特殊的教学目标、特殊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对从国内来的新移民子女和驻当地的中方机构人员子女,亦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华文教育界对此尚无良策对应。 关于华文教育的内容。在民族语言和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各地华文学校因地制宜,纷纷增设教学内容。出于“全面培养人才”的考虑,全日制的学校都划出相当的课时来教授当地语言和英语,一些学校还增设了技术和职业课程。即使是在以教中文为主的周末学校,教学内容亦日渐丰富。开办免费的英语补习班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补习班的学生多为新到本地的华人移民或其子女,及来探亲暂住的老人等。此不仅施惠于华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尽到了义务,因而颇获赞许,一些学校因此得到政府的经费支持,并在当地树立起中文学校的良好形象,可谓一举数得。有条件的中文学校,还不定期地开办数理化补习班,为准备在主流社会升学或就业的华裔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周末中文学校往往也是学生家长社交联谊的场所,一些学校正在尝试利用这个场所来讲谈华人社会所关心的话题,已经举办的一些如社会保险之类较实用的讲座很受欢迎,大有固定化的态势[6]。中文学校新增加的这些教育内容看起来较为纷杂,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其皆为华人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计,与华文教育的基本宗旨相吻合,鲜明地体现出“服务华人”的精神。长远来看,这样的内容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将最终被纳入华文教育的常规范畴之内。 五、中文学校的功能与任务 传统上,中文学校作为一个学习的场所,一般都位于华裔聚居区内,主要承担着向族裔子弟进行民族语言与文化教育的任务。目前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华裔聚居区日渐分散和减少,中文学校随之散布各地,其功用愈益丰富,华人社会亦对之寄予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中文学校功能的多样化,是华文教育的新形势之一,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述[7]。我们认为,其主要者有二,一是中文学校在凝聚华人、维系民族文化传统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是中文学校成为向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 在欧美澳洲等大陆新移民数量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华人的居住明显呈分散态势。这些新移民通常文化素质较高,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更多的机会在主流社会寻得较为理想的职业。他们已不象早期移民那样“聚族”而居,而是依工作需要和个人收入情况选择住地,华裔与当地族裔的“杂居”因而成为必然。在老华埠,其中居民随着社会地位和就业状况的改善,更多的人开始离开唐人街。并且,在一些华裔人口相对较少的内陆城市和郊区(华裔多集中于口岸城市),不足以也没有必要形成一个地理区域的唐人街。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一个民族尤其是分布于主体民族中的少数族,其文化能否保持,不仅与这个民族的人数有关,还与民族人口的是否聚居有密切关系,愈分散愈不利于保持民族文化传统。 不过,在美国的圣路易等地,虽然所谓的“华人社区”并没有明显的区域,但是当地华人的联系仍然相当紧密,中华文化的气息也相当浓厚,每年两天的“中华日”吸引大量的来访者。这种现象已引起文化学者的很大兴趣,有人称之为“文化社区”模式,是“由中华文化的凝聚力而产生的社区”,并进而指出,“文化社区”的核心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中文学校、华语教会和华人社团组织[8]。 中文学校在凝聚华人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1)创办中文学校,向族裔子弟传授民族语言和文化,这样的倡议最容易在华人社会引起共鸣,获得支持。(2)创办中文学校,使新客华人在某些方面缩小了与土生华人在文化和感情上的距离,从而增强了整个华人社会的团结,增强了华裔的民族自豪感。(3)以中文学校为纽带组成各式团体,是当前除地缘、业缘而外,海外华人尤其是新移民结社的一种重要方式。由家长创办和主要维持的中文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华人组织,不少中文学校往往也是当地华人聚会联谊的所在,特别是老华埠之外华人相对分散的地区,惟因有了中文学校,华人才有了相遇、相聚的场所,不少新的华人社团因此而产生,如1988年成立的加拿大华人教育协会,1994年成立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等。有些人因而觉得,这样的华文教育是将“大人社交”与“子女求学”,将“根在祖国”与“身在美国”进行了绝好的结合。[9]。(4)中文学校在维系华人社会,培养华人社团的接班人方面亦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文学校注重民族文化的教育,民族意识的灌输,长远来看,这种教育导向意义非凡。土生华裔的增多是不争的事实,与“中国”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隔膜,加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不是生活在“唐人街”式的语言与文化环境中,他们对于民族文化以及自身民族意识的淡漠似乎不可避免,“茶越冲越淡”,是华人社会普遍的忧虑。培养下一代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是学生家长对中文学校除教授技能之外的另一强烈期望。中文学校于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文化活动的重视有增无减,原有的武术、舞蹈、书法绘画等文化课之外,又增加了组织学生参加回国寻根探祖等活动内容,已初步形成语言教学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模式。另外,针对年轻华裔渐游离出华人社团致其后继无人的现象,中文学校也有意在学生中培养未来华社的骨干,这种努力已见成效,如在斐济,当地四家主要的华人社团,其成员主要是青年华裔,且多为中文学校的毕业生。 关于中文学校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中文学校的组织者已深刻认识到与主流沟通、争取主流民众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性,现在的中文学校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场所,在当地社会,它往往还代表着一个中华文化的体验与实践的实体。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观念在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由于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加之某些媒体的偏颇宣传,不少西方民众对中国、中华文化和华人缺乏了解,存有隔膜、偏见,乃至歧视。对于消减这种倾向,中文学校更具有一些客观的优势。如前所云,从分布地区上看,新移民创办的新型中文学校更接近主流民众,相对于传统封闭的华人社会,他们也更加注意与主流社会的沟通,争取其它族裔走进中文学校,是早期办学者早已达成的共识。他们举办的许多活动,如民族歌舞表演、参加主流社会的节庆*、到老人院慰问老人等,其初衷即为了吸引主流民众的关注和兴趣,树立中文学校和华人的良好形象,而一些当地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好感确也由此而来。 顺应华人培植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需要,明确并坚持承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为同胞提供交往的平台,改善精神生活的质量;同时处理好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增进民族友好,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是新形势下,华文教育所应承当的历史使命。 六、中文教学改革 在此,应首先明确几个概念,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语文教学和语言教学。第一语言是指人出生后首先接触并获得的语言,第二语言指人们在获得第一语言后再学习和使用的另一种语言。这里所说的“语文教学”与中国国内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基本相同,汉语是学生的第一语言,教学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的目标,同时包括思维能力的训练、道德情操的培养等;“语言教学”则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即,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技能。 国内有关学界常将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并提,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华文教育的前身是华侨教育,学校里施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语文教学。华文教育由语文教学向语言教学的转变,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不过十余年,这场教学改革,在华教界引起了巨大的震荡,至今余波未息。 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教界已普遍意识到,华文教育的教学对象、教学环境与五六十年代相比,都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于大部分海外华裔青少年而言,已经没有了自然习得华语的环境,华语已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语文教学的内容和要求与他们的实际语言水平不符,大量非华裔的加入使得这样的矛盾愈益突出。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教学效果不彰,华语学习十年,仍不会听说、不会读写竟成普遍现象;学校也因此而面临生源不足、经营困难的尴尬局面。“华教式微”、“华教危机”之声于是不绝于耳,中文教学改革因之而行,其以菲律宾的华教改革最为典型,其他如日本的多个全日制中文学校的教改亦已基本完成,将教材、教法、师资培训等都纳入第二语言教学的轨道,至于新兴中文学校的施行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更是不言而喻。 语文教学向语言教学的转变,是华文教育的整体趋势,关系到华文教育的何去何从,是方向问题和原则问题。但对许多老式华文学校来说,教学改革意味着困难或曰挑战。 首先是观念上的问题,即使面对教学方法不适的现实,为数不少的华教工作者仍然不能接受中文第二语言教学的理念,乃出于“不能像教外国人那样来教我们的下一代”的民族感情,坚持用语文教学来培养学生的中华文化素养和面向祖国的“中国心”。不过对于多数未能真正实现教学改革的学校,问题的关键在于师资,教师缺乏必要的培训,不掌握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教学上感到困难和焦虑。采用语言教学的教材,却沿用语文教学的方法,此类情况并非个别,即使在较早进行教改的菲律宾,介绍和推行第二语言教学法也有相当的困难,一些先进的第二语言教学法介绍到华教界已有十余年,但真正了解、接受和实行的人并不多。 [10]这也是华文教育在汉语教学第二语言化的大势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迫切而严峻,解决之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很强的师资”,而后者尤其不易。 这场变革为大势所趋,是华文教育适应华语已非大多数华裔青少年的第一语言之现实的必然之举,华文教育与主流中文教学的接轨、与世界汉语教学热潮的合流由此而来。这种“接轨”、“合流”给华文教育带来了新的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于华文教育性质、特点和任务的某种混乱认识。 几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应予以重视。 一、华文教育中汉语教学的特殊性。华裔与非华裔在汉语学习上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因材施教”在这里具有非常的意义;而研究上的薄弱和教学上的缺乏针对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探索“适合华裔的第二语言教学的路子”,是当前华文教育界在教学中应加以特别注意的,也是今后华教界的科研主攻方向。 二、语言教学与文化教育的关系。语言教学与语文教学在培养目标上的差异不言而喻,其所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华文教育还要不要进行文化“教育”,两种观点的论争相当激烈,有学者甚而提出了当今的华文教育,应正名为“华语”教育,这种观点多存在于国内华文教育界[11];海外华教界则相反,虽然华文学校以语言教学为主要内容,但他们仍强调,自己是“华文学校”(Chinese School)而非“华语学校”(Chinese Language School)。[12]华文与华语之争,本质上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汉语工具性与华文教育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华文教育走向低谷,虽然主要缘于各国的民族同化政策,但是不可否认,来自华人社会的“华文无用论”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华侨教育假如对他们的子女将来的生活不能有所帮助,他们没有理由将自己子女的前途施舍给华侨教育”。虽然尖锐却也未尝不是部分事实。那么今天,在“中文有用”,学校重视汉语语言技能训练的情势下,如何为文化教育定位,以及,原来主要藉语文教学来实施的思想品德教育何以为继,是教学改革带给华文教育的新问题。 转折时期的华文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在如何为华文教育重新定位、如何应对目前所出现的新情况,以及如何确定华文教育今后的发展方向等现实的重大的问题上,华教界应有明确的统一的认识和措施,以之来保证华文教育的教学质量,保证其在世界汉语教学领域所应有的地位,并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贯彻其维护民族传统、造福华人社会的一贯宗旨。 参考文献: [1]彭俊.华文教育研究[博士论文].2004. [2]俞云平.90年代东南亚华文教育政策的变化[J].南洋问题研究,1995(2). [3]徐文晖.老挝万象汉语教学现状调查报告[J].海外华文教育,2004(4). [4]王建军.创办中文学校,弘扬中华文化[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12-9. [5]令狐萍.关于文化社区的讨论,2005年1月.北京. [6]苏祥新.美国又现中文热[N].广东侨报,1998-1-1. [7]蔡振翔.从华文教育到华语教育[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2). [8]梁培炽.华文教育发展的深层思考[N].华文教学通讯,2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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