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怎么看中国

　　本次世界汉学大会云集了当今世界汉学界的诸多顶级专家和学者，图为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教授在大会上发言。（照片来源：新浪网） 　 　
　　3月27日，世界汉学大会闭幕。
　　汉学，通俗地讲，就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学术性研究，再通俗一点，就是外国人怎么看中国的学问。
　　随着中国走向世界，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变得愈来愈重要。本次汉学大会云集了当今世界汉学界的诸多顶级专家和学者，海外汉学家们与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著名学者坐在一起，对话与交流，辩驳与讨论，使我们对汉学的种种看法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了解外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固然有趣，但细品外国人看我们和我们看我们之间的差异，并探寻其中的根源，而不是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更有意义。”本次大会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煦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内地举行的这种规模的世界汉学大会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批评
　　“异国情调主义”不可取
　　在此次世界汉学大会上，有一个圆桌会议“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备受与会者关注。在这次会上，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针对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看法。
　　顾彬对一些当代中国作家表现出的“文学就是玩，不是真的，不是严肃的”这种倾向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作家的声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声音。
　　顾彬直言不讳地说，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作家，完全附和市场，或是附和西方记者眼中的一个固定的中国形象去写作，但这不是文学，只是玩儿，只是玩具。他认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学者、文人和作家，应该重视自己的文学，但显然他们重视得不够，特别是对现代和当代文学重视不够。
　　顾彬说，以往有不少中国作家用外语写作，如林语堂、胡适、郭沫若、张爱玲、戴望舒、卞之琳等。顾彬认为，如果一个作家掌握至少一门外语的话，可以使他从另外一个语言体系看自己的语言，从而更了解母语的特点，丰富自己的母语。
　　顾彬的看法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思考。“虽然顾彬教授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其中一些命题有问题，有的说法也有失偏颇，”杨煦生说，“但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角度，会看到那些跨文化生存与写作的人，他们是在了解了西方文化之后反观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这些作家的成就一般会持久一些。事实上，一些作家在强调母语纯粹性的同时却在大量阅读翻译作品，并努力从中汲取一些东西，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翻译作品方便了他们的阅读，但对于一名作家来讲，读原著，感受原汁原味的语言魅力，体切并进入其精神氛围，更为重要。客观地说，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作家更需要尝试跨文化生存，‘世界的’和‘中国的’，有时候并不见得就那么壁垒分明。”杨煦生说。
　　至于顾彬提到的“附和”观点，杨煦生认为，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还出现在包括电影、绘画等多个艺术品种中。“现在一些电影人、作家、画家，常常琢磨的是洋人想看什么，怎么能抢洋人的眼球，认为一般抢了洋人的眼球，也就自然会得到国人的关注。”杨煦生举例说，有一部中国电影在德国放映后，在当地开商铺的亚洲人不断接到电话，询问有无影片中出现的小铜锤出售。“而这把‘小铜锤’，真正的中国人有几个在现实生活中看过、用过？”
　　在杨煦生看来，这种情况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人并不总在自觉地创造中国形象，虽然有些西方人从其文化眼光、学科背景或者意识形态动因出发常常这么做。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形象的构建经常是通过中国的艺术家、作家达成的。但我们的艺术家们和作家们此时做了什么呢？相当一部分是在搞异国情调主义。我认为，这些东西与真正的中国未必有多大的关联，而且这些东西也是深受鲁迅影响的顾彬教授所深恶痛绝的，虽然他的表述有些激烈，但我们多少还是可以体会他的良苦用心的。”
　　建议
   应由一些大家编写汉语教材
　　在本次世界汉学大会上，“汉语热”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法国教育部汉语教学总督察白乐桑说，在短短6年时间里，法国中学生学习汉语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法国学校开设的其他4门外语课的学习人数。过去，想学习汉语的法国人大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悠久、高雅的文化，学中文仅仅是凭兴趣；而现在，许多学生为了自己将来就业等原因开始学习汉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也介绍，2005年至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选学汉语的学生人数增加了50％，上升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位。他认为，学生选学汉语的动机从学术、猎奇转变为实用，这是中国国力发生变化的结果。
　　不过，令白乐桑颇为烦恼的是，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教材在法国并不太适用，以至于他不得不向法国教育部另外申请资金用于教材开发。“不止是白乐桑先生，还有很多海外学者都反映了类似的问题，看来，我们真得在教材上下一番功夫了。”杨煦生说，“在这个问题上，本次大会的学者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汉语国际推广的教材在编写时一定要考虑到学习者所在国的教育模式，编写教材者应该有海外经历，了解该国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及人们的思维模式。教材编写还要考虑使用对象，既有针对中小学生这个年龄段的教材，也有针对成年人初学者的教材。总之，教材编写中引发学习者的兴趣要比让他们多记住几个字的写法更重要。过去，我国的小学教材都会由叶圣陶这样的大家参与编写，我认为，如果一些大家能参与到汉语国际推广的教材编写工作中来，意义非凡。”
　　不只教材，目前汉语国际推广中的师资问题也需要加强。对这一问题，本次世界汉学大会也给予了充分的讨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文化，在人文学科上有一些功底。因为语言不是工具，语言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内容，学习者随时会就其背景提出问题，而一个不恰当的答案也许会让我们失去一个学生。事实上，不止是这些老师，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有深切的了解和理解，这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事关文化自性的问题。”
　　希望
   期待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自觉
　　“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是本次世界汉学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自17世纪以来，中国在瑞典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形象，一直摇摆于理想化和妖魔化之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罗多弼教授说。
　　的确，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的描写，使中国以历史悠久、文明深厚的“文化中国”形象深入西方人心。据北京大学教授孟华研究，即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法国报刊充斥着对中国完全负面报道的恶劣环境下，法国著名作家的笔下仍能找到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来华旅游的欧洲人的行囊中却塞满了卫生纸，他们竟然不相信中国能生产出合格的卫生纸。
　　仰视与俯视，中国形象总在巨大的落差间徘徊。那么，目前的中国，在汉学家眼中是什么形象呢？
　　“如果将拿破仑的话前推一步，目前中国在世界汉学家们眼中的形象是：一个醒过来、开始站起来的巨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尤其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自觉，我们要了解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要介入汉学研究中，把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介绍给世界。‘中国形象’的营构不应该只是海外汉学家的‘创造活动’，而应有中国学人的积极参与。”
　　杨煦生说，“这种文化自觉也有益于我们在文化上的自我理解，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绝不可在封闭中进行，而是在海外世界对中国的理解的基础上进行。”
　　对于自觉的汉学研究，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20多年的积累和努力，而这次世界汉学大会的举办，使中国学者更深地介入到汉学研究中，也使汉学走入更多中国学者的视野。“最重要的是，中外学者面对面地直接交往，开始实质性地构建对话平台。我相信，随着中国学界的更积极介入，海外中国研究的良性发展将得到进一步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