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编者按：3月26日至28日，国家汉学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在京举行。本次会议以“文明对话与和谐社会” 为题，内容涉及“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等方面。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对话，可以帮助中国学者从汉学中得到启发，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也会为汉学家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有用信息。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在与其他文明的参照中认识自己。汉学研究不仅为母体文化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信息，而且会为中国带来其他国家关于中国的看法。这对于双方的文化认同都会带来有益的帮助。

    “世界汉学大会2007”主题报告会现场。左起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雷立柏、德国哥根廷大学教授施寒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刘勇摄

    “外国人对中国有一种‘博物馆’心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周质平说，“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很难接受中国的现代形象。他们在北京找不到北京在哪里。”

    而美国迪斯尼乐园推出的动画片《花木兰》，又使中国人曾一度因为“木兰”那张人种特征暧昧的脸而质疑她的中国身份，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作品和中国人物形象的改造而对传统文化的海外流传产生恐慌。

    这大概是文化甚至文明传播和阐释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文明对话中常有的现象。

    3月26日至28日，国家汉学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世界汉学大会2007”

    以“文明对话与和谐社会”为题，召集国内外两百余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对话与讨论。

    中外文明之间的对话早就开始了

    当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传教的时候，他可能没意识到，自己在中国14年的经历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什么。他的《马可·波罗行记》首次向西方人叙述了中华帝国的繁荣景象，“诱起”哥伦布决心漫游东方，并长期形成了欧洲的“中国幻象”。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教授把这段时期称为“游记时代汉学时期”，这是西方汉学的萌芽期。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他们留下的手记、图说、文献等资料中，中国的形象不断丰富起来。他们能熟读中国经书，并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他们的中文著作达760多部。在他们笔下出现了一个“文明中国”，改变并丰富着“神秘中国”的形象。张西平说，这一阶段是“传教士汉学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基歇尔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可·波罗基本上是以一个威尼斯商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没有深入报道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真正长期深入地生活在中国，并真正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利玛窦。他共写了二十多部中文著作，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有七部。他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报道了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以及蕴藏在科学背后的逻辑和哲学思想，对明末中国思想从“心学”向“实学”的转变产生了一定作用。利玛窦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也是“中学西传”的奠基人。

    德国传教士基歇尔被誉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他的《中国图说》流露出了对中国的赞扬。

    他说：“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富足和最强有力的国家……它有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比今日世界上所有其他王国的国君的权力都大。”基歇尔甚至认为中国就像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王国。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欧洲各国反对中世纪教会势力的武器。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是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入华耶稣会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张西平认为，这一时期奠基了欧洲汉学。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设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即“专业汉学时期”。从此以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

    在“专业汉学”时期，中国度过了近一个世纪的特殊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轰开国门，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一直战事不断。在这段时间，西方和东方处于一种明显的“对视”阶段，但是，彼此误读是非常严重的。比如，晚清子民眼中，外国人是“妖魔”。面对西学，人们怀着一种敌意，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贫弱、愚昧的……张西平说，1840年以后，利玛窦亲近中国文化的路线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殖民主义的中国观。

    也是在这个阶段，发源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ChineseStudies）浮出水面，使海外汉学研究发生方向性变化。使战后国际中国学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学研究开山祖师”的费正清。费正清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且直接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服务。

    在东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更悠久的历史。张西平说，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公元522年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中国的典籍也传入日本。经过飞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传统汉学达到了顶峰，中国宋代的朱子哲学被尊为日本官方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汉学的历史最为悠久。

　　汉学是一面镜子

    “只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外国人懂什么？”近来，针对德国作家、汉学家顾彬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批评，有人发出了这样的论断。

    的确，汉学研究的成果有时让人不敢恭维。学者陈引驰说，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非诞生在中国，但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901）连司马相如的作品是否传世都语焉不详。再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分析了朱熹理学的“天人一物”、“尽心知天”的观点后认为，儒释道三学皆属无神论，这种观点也可能引来很多非议。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乾嘉学派，其学问转向就受到在华传教士的直接影响。根据张西平的介绍，晚清以降，西方汉学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研究，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敦煌学的产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语音学研究，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的中国语言学研究；陈寅恪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创者，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西方汉学的熟悉。就当代来说，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比如，李约瑟运用现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国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学科。

    为什么国外汉学会取得这样的成就？有学者分析：一是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献，海外优于国内；二是研究方法优于国内学者。目前，国内文科研究中许多人采取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这同样受启于汉学家。

    今天的海外研究，早已远远超越了数百年前西方了解东方的初衷，成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学不仅在反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成为一种对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说：“以洋为镜，可以知兴衰。”汉学，会启发很多东西。

　　以什么姿态对话

    “文明和传统是经验和智慧的源泉，应该保持活力，让人们研究。”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教授罗多弼说。他同时强调，“文明不能卸去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立场所应承担的责任。文明不会制造战争，是人制造了战争。”也就是说，文明之间的对话主体应该是负有责任的。

    文明之间的对话有很多种，国内学者和汉学家之间的对话是一种重要形式。

    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不仅仅是‘隔岸观火’，也并非局限于‘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在“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分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的这段话直接关联着这样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汉学家？”“该用何种姿态与他们对话？”“什么样的对话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陈平原认为，与汉学家对话时，首先应该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汉学家”并不等于“国际学界”，相反，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与本国学术对话的欲望与责任。“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只跟美国的中国学对话，也跟欧洲、日本、俄国的中国学对话。”

    陈平原认为，“与汉学家对话时，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他说，“认定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阐释中国的，已经很少了。”当然，陈平原也提醒大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陈平原曾经组织翻译出版日本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学者的论文集，他觉得，“他们的研究背后有‘情怀’”。陈平原说，在与汉学家对话时，“双方交换的，不仅仅是有形的物件，更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任’与‘友情’。”在他看来，学术交流还应该尽量从资料、技术层面，逐渐扩大到理论、精神层面。

　　当对话进行的时候，这些足够吗？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认为：“在跨文化对话中，最困难的就是要形成一种能相互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她认为，目前，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正是多年来发达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所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已广泛认同的“文化话语”。“如果我们只用这套文化话语来诠释本土文化，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文化现象就会被摒除在外，”乐黛云说，“如果这样，对话仍然只能是同一话语的独白，无非补充了一些异域资料而已。”

    那么，能用“完全本土”的话语来进行对话吗？乐黛云说，任何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和影响中发展起来的，“完全本土”很难存在，“即便有这样的话语，对方也难以接受和理解，对话也难以进行。”怎样才能走出这种两难困境呢？乐黛云认为，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寻求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中介’，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从不同文化立场和角度进行讨论。例如，人的生、死、爱、欲等古今人类共同的问题。”

    罗多弼说：“在人们关注的某些领域里，真理就是相对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所以，“真理应该放开让人们讨论”。 （记者　杨桂青）

　　资料链接 ：欧洲汉学掠影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第一位法国汉学教授是雷慕莎，到20世纪伯希和时期，法国汉学研究已达到很高的成就，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迄今为止，法国汉学在整个国外汉学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和它的这段历史直接相关。

    英国的汉学研究发轫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首先设立汉学教席的是剑桥大学的东方学部，继而是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相对于欧洲大陆，英国的汉学传统较为薄弱。

    荷兰汉学是随其在东方的扩张而逐步形成的。1875年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席位，1890年由著名汉学家考狄所创立的《通报》成为西方第一份汉学的专业刊物，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德国汉学起步较晚，直到1912年在腓特烈·威廉帝国大学才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并有了专职的教授席位。但近代以来德国汉学发展较快，在欧洲也比较有影响。由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的卫礼贤所创办的法兰克福“中国学社”，创建于北平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界都有重要影响。

    瑞典汉学以19世纪末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中国西部探险开始，以高本汉担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教授而开始了它的汉学历程。高本汉的语言学研究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等中国学者的语言学研究。

    东欧汉学总体水平较低，历史也较短。应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汉学研究。俄罗斯汉学起始于1741年3月23日圣彼得堡科学院聘用伊拉利昂·罗索欣为汉学教师，在清康熙年间就有驻华东正教团从事汉学研究，到阿列克耶夫时期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地缘关系，俄罗斯对汉学研究所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在欧洲都一直居领先地位。（青草　辑）

    汉学家眼里的“汉语热”

    海外“汉语热”的兴起让默默存在了四百多年的汉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还是东南亚，汉学家们似乎都很愿意谈论在自己国家悄然兴起的“汉语热”。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马斯洛夫教授说，汉语“在俄罗斯的位置越来越高。”法国教育部汉语教学总督察白乐桑教授说：“汉语确实‘热’起来了。”也许对于这位把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汉学研究和汉语教育的老者来说，“汉语热”来得有些迟，但毕竟还不算晚。

    “汉语热”带给汉学家们的也不完全是喜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教授罗多弼说：“汉学家永远面对挑战！因为非常出色的汉学家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汉语教师。”在瑞典，学习汉语的人逐年增多。

    问题是，汉语的教学方法不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语言的教学方法有效。罗多弼强调，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一方面需要与中国汉语推广部门加强合作，中国派来的教师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应该编写更适合瑞典具体情况的教材，这个任务相当复杂，而且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教材问题同样困扰着德国的汉语教育。德国目前有两百多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但是几年间教材换来换去，就是找不到一套适合德国中小学生的汉语教材，现有的教材只适合成年人或者高校学生。

    此外，中小学汉语教师大多是“半路出家”，缺乏汉语教学方法和经验。这些“瓶颈”严重地制约了德国汉语教育的水平，使不少学生产生了事倍功半的挫折感。

    在荷兰，人们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一直在上升。莱顿大学汉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超过三百人的大学院。拥有30万册资料的莱顿汉学图书馆也颇有名气。“这向我们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柯雷教授说，“第一，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和能保持的一种（研究）宽度要越来越宽，不能再保持保守的、地域性的研究和狭隘的看法；其次，我们必须保证学术的水准，为了钱而多招生是一个很危险的诱惑。还有一点就是国际化，这个词到现在恐怕已经不是一个空荡荡的词汇，而是一种实践。”

    “汉语热”也为海外汉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罗多弼认为，随着掌握中文的人和研究中国文学、历史、艺术等的学者越来越多，汉学的一些中心任务完成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的汉学系都要解散，只是它的任务和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能想象的汉学家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安排一些课程，提供给所有想研究中国的学生。汉学系将来能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成为一个可供所有研究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学者聚会的地方。” （实习记者　张以瑾）

　　汉学让我们重新打量这个世界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他们（指中国人）说谎时显得极不自然，但却可以把碎块的绸布料缝结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以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

    看罢难免失笑，中国的手工艺在康德眼里竟成了欺骗！

    情有可原，在康德所痴迷的“秩序井然”的哲学世界中，中国复杂的手工艺大概不好归类，只好总结为是一种欺骗吧。

    同是面对中国文化，康德为何和我们有如此区别？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主体，而主体的不同，带来了国学和汉学之分。康德对中国人的看法属于汉学的范畴。

    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汉学是国外研究中国的学术总称，国学是我们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

    也就是说，国学是“我眼中之我”，汉学是“他人眼中之我”。

    前苏联著名思想家巴赫金认为，“我”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完整地认识“我”自己，因为“我”总有一些地方是自己看不到的，而他人可以从他自己所处的位置上补充“我”的视野。同样，他人也需要通过“我”的眼睛才能得到对自己的完整认识。

    国学和汉学，汉学和自己所在的母体文化，都是“我”和“他人”的关系，为了丰满对自己的认识，彼此是对方的参照系。

    如此说来，我们最应该改变的是对汉学的态度，因为海外汉学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使我们必须放眼海外去重新认识世界，而且通过放眼世界来重新认识自己。汉学的“反哺”让人无法忽视。

    胡适曾认为，汉学“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后来他改变了看法。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十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珂先生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

    海外汉学何以在某些方面胜过国学呢？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海外汉学立足于母体文化，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脱出了中国文化的樊笼，因此容易有所创见。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很大，陈垣先生曾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可以说，汉学是一种边界文化，它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地带，透视着两种文化，促成了两种文化的对话。在这种交界地带，在这种文化对话中，形成了第三种文化，它建构着自身，也影响着前两种文化。

    这种彼此影响，也通过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往体现出来。比如利玛窦与徐光启，伯希和与罗振玉、张元济，胡适与夏德、钢和泰……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

    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

    为什么要去接触那个边界地带？跨文化的交往为何必要？美国著名上议员福尔布莱特曾说：“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获得一种移情能力---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能够承认他人有可能看到我们不曾看到的东西，或者比我们看得更仔细。”

    边界地带有一种特有的清醒，它就像一面双面镜，两侧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只是，镜中的自己已不是现实中的自己，而是一个补充了我们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的新的自己。所以，一个人，一种文化，要想更完整地了解自己，应该经常地走向边界，从各种各样的交界处反照自己，丰富自己。

    教育也一样。

    教育本来就是一个在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交界地带形成的新领域。这个领域一旦形成、发展起来，就会成为完整的领域。但是，它仍旧需要不断回望边界，从与哲学的交界处看到新的智慧，从与科学的交界处看到新的方法，从与历史的交界处看到借鉴，从与文学的交界处看到完整的人……

    教师也可以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边界。比如，他的教学世界和学生的学习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教师要通过移情去体会学生的内心世界。但是，移情并不是唯一的行为，移情之后是一种“完成”过程，教师还要再回到自身，做出对学生的反应。移情和完成行为发生的前提是，教师心中有一种“审美之爱”，也就是一种非功利的喜爱之情。教师的世界应该包容学生的世界，只有这样才会完成教育行为。在这种包容中，仍旧存在着两个世界、两个主体，教师还是教师，学生还是学生，但是两者都因为彼此的移情而丰富了自身。

    边界不仅仅是视野，也不仅仅意味着互动，它更是一种新智慧的修炼场所，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始的地方。 （实习记者　张以瑾）

　　3月27日，观众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的“故宫博物院藏珍品展”上参观。当日，“故宫博物院藏珍品展”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开幕。新华社记者 薛东梅 摄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马斯洛夫： “民间汉学”应该引起汉学家重视

    “我是少林寺第三十二代弟子，法号‘释行鹰’，‘行’是我的辈分。”你可能猜不出，此人来自俄罗斯；还猜不出，他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俄罗斯汉学家；更想不到的是，他还是俄罗斯武术协会会长。他叫马斯洛夫·阿列科赛。

     马斯洛夫1994年开始在少林寺学习武术，一住就是三年。此前，他曾十余次前往少林寺拜师学艺，奈何少林寺不招收这个“洋弟子”。但少林寺住持最终被他的诚心打动，他如愿以偿，成了一名“洋和尚”，整天扫地、担水、做饭、练功。“武功学得如何？”马斯洛夫不假思索地回答：“还可以！”

     “中国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习武术就是学习中国文化！”马斯洛夫说，“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师傅的教诲让马斯洛夫豁然开朗，只练武功，总是外道人，要练内功。而更可贵的是，马斯洛夫意识到，“功”不仅是练武术时练，生活中处处可以练“功”，他悟到了“生活禅”。

    “学习中国文化一定要来中国，要住5年，或10年，最好是15年！”马斯洛夫笑着说。

     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的主题论坛上，马斯洛夫提出了“民间汉学”的看法。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在国外，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关于中国的小册子、生活用品等渐渐在西方国家街头流行起来，生活中打着汉文化烙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应该引起汉学家的重视。

     马斯洛夫说，汉学家可能认为“民间汉学”不能称为汉学，汉学家写的关于历史、文化的书才是真正的汉学。但是，这样的书一般人是不读的，因为太复杂了。“民间汉学”的概念也许不恰当，但我们的确需要一种简单化的汉学。专业汉学家不能说：“我是伟大的科学家，这不关我的事”。

     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是除了知道中国国土面积大，文化源远流长，知道长城、故宫之外，几乎一无所知。在去年中国的“俄罗斯”年期间，中国的京剧表演团到俄罗斯演出。很多俄罗斯人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的文化。马斯洛夫说：“以前我的很多学生问我，‘中国的京剧应该怎么看？’现在我可以说，‘你们自己去看’。”3月26日，俄罗斯的“中国年”正式启动。两国互办国家年，会增进彼此的了解。马斯洛夫认为，两国不仅要互相了解，还要互相学习。（记者　杨桂青　实习记者　张以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