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交流]吳語與日本語

本帖最后由 ivrit 于 2010-12-15 20:03 编辑

我早先的一篇隨筆。今天偶然看到兩年多前自己寫的那篇《吳人歷史中的幾個問題》，有一處提到“後文將詳細討論日語”，指的就是這裡這篇隨筆，只不過當時只是擬下寫作計劃，半年多後才開始落實。文章寫得比較粗糙，只是在自己的博客上貼了出來。今天把舊文再翻出來檢查了一遍，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貼出來，算是對過去的一個交代。想必諸君對日語和吳語的關係都比較感興趣，對吳人的淵源也都帶有不少的遐想。同樣，貼出這篇文章也是為了供大家討論，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和在下早先的那篇《吳人歷史中的幾個問題》聯繫起來看。看了之後可以一笑而過。文章可能有點長，諸位也可以挑自己中意的部分略瞟一眼。


綜述
研究吳語，日本語是一個不容回避的課題。毋庸置疑，日本在接受漢文化時受到吳越影響極深，甚至可以說，今日充斥日本文化的漢文化成分，很大程度上是當時吳越文化的遺存。在語言方面，與其他受過漢語強烈影響的非漢藏語系語言（如朝鮮語、越南語）相比較，不難發現，日本語中的漢語成分表現出的特徵更接近今日的吳語和閩語——也就是越族人的漢語。
當然，我們研究日本語，并不是像語言初學者那樣零星地尋找幾個讀音相似的字詞。日本漢語和吳語在字、詞上的相似點隨處可見，我們要探討的是它們的規律、成因以及聯系。這樣的探討，對吳語研究和日本語研究都存在著意想不到的啟發意義。
在本文中，日本假名的拉丁化使用五十音圖的輔音規律，即把日語羅馬音中拼為tsu，dzu，shi，ji，chi，fu的假名改拼為tu（つ），du（づ），si（し），zi（じ），ti（ち），hu（ふ）以方便比較研究，把不定形的塞音韻尾（っ）標為（’），另外根據需要對l和r作出區分。本章的研究主要從日本漢語的聲母、韻母以及日本語的表達習慣三方面入手。日本語音韻學中并不存在聲韻的區分，然而，對于使用漢語的人來說，日本漢語成分中的聲韻概念是再明顯不過的。為了與吳語語音相呼應，我們這里還是將日本漢語語音拆分為聲母與韻母。


聲母
  根據吳語特征，對日本漢語聲母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清濁
  這是吳語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課題，也是日本漢語聲韻中最為複雜的一個方面。日本語輔音有明顯的清濁之分，這一點原則上與吳語相同，不同的是，日本語清塞音（k，p，t）在原則上不分送氣與不送氣，所以，在漢族人聽來，“感”字的日語發音有時像是“看”，而有時候“配”字聽起來又像是“拜”。不過，在日常的表達習慣中，清塞音的送氣與否還是有一定的場合約定的，盡管不必恪守，例如“私（わたくし）”一般就讀成watakhusi，而不是wathakusi；又例如“來る（くる）”一般就讀成khuru，而不是kuru。漢語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清不送氣塞音與送氣塞音交替的現象，如閩南話中的“拼（pjA3）”（我用A代表a的鼻化音了）、“波（pho1）”。清濁、送氣不送氣所形成的輔音三套對立體系在吳語中得到了很完整（甚至可以說是完美）的保存。所以，在比較吳語和日本語時，為了與日本語相對應，我們應把吳語的三套對立合并為兩套，即清與濁。
  與吳語中清晰的清濁對立相比，日本漢語中聲母的清濁對立顯得混亂不堪。當然，一切漢字清濁的根源都在中古漢語，包括朝鮮語以及越南語中的漢音，吳語、日本語也不例外。吳語和日本語在聲母清濁上的不同，在于吳語完整地繼承了中古漢語的清濁對立體系，日本語則在斷斷續續地吸取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漢語發音的同時又摻雜進了本民族的發音習慣。在對待古代母語的問題上，本族子語言對異族語言往往存在系統性上的優勢。所以，盡管英語中的拉丁語成分很多，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像意大利語、法語那樣規整、清晰。
  當然，日本漢字的聲母發音在不嚴格遵守中古漢語清濁對立的同時，仍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中古漢語清濁體系的概貌，甚至可以說，保留得比很多現代漢語還完整。在聲母問題上，吳語（以及部分其他漢語）其實是現代漢語的一個例外。
  有趣的是，日本語的聲母在清濁上往往還受場合的影響，如“一杯（i’-pai）”和“三杯（san-bai）”。這是日本語的發音習慣造成的，例如，日本語固有詞“ても（temo）”等接續助詞接在拔音-n后時一律變音成“でも（demo）”等濁音。
  至于大量存在的同字不同音現象，例如“判（ban,han）”，則應該是日本語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吸取不同地區的漢語發音而後本土化的結果，這一點與吳語中成套存在的文白異讀體系相似。相信北方人看浙江金華的婺劇一定不會存在語言障礙，因為婺劇中使用的都是金華地區的文讀音，完全是吳語發音習慣下的北方官話。而這些文讀音在日常生活中與白讀音共存，分布於不同的詞匯與場合中，典型的如“人”字，所有吳語方言中都存在文讀的z和白讀的n兩個聲母。當然，這種現象在閩語、粵語等絕大多數漢語中都存在。北京話、普通話也不例外（少數字詞），只是，不像吳語、閩語、粵語這樣成體系（像婺劇那樣，吳語中可以完全用文讀音來表達完整的語段）。

塞音與擦音
  塞音在前后元音的影響下向擦音轉變是所有語言的一個共同趨勢，在兩者之間還有一個過渡的塞擦音。典型的例子如拉丁語陰性詞尾-tio（發音tio，塞音），在意大利語中為-zione（發音tsione，塞擦音），在德語中為-tion（發音tsion，塞擦音）在法語中為-tione（發音sion，擦音），在英語中為-tion（發音shon，擦音）。這種現象在漢語中也很普遍，例如中古漢語的“芳”字，發音為phjang1>pfjang1，在閩南話中讀phang1，在吳語常山話中讀fiA1，在吳語永康話中讀fang1。這種塞音擦音化現象大致可以分成唇音（p,ph,b）、舌尖音（t,th,d）和舌根音（k,kh,g）三組來研究。
  唇音。在五十音圖中，日語的唇音ha（は），hi（ひ），hu（ふ），he（へ），ho（ほ）今讀擦音，估計是系統音變的結果，在古代，這一組音應該讀塞音，即pa，pi，pu，pe，po（如今用附加圓點表示塞音，即ぱ、ぴ、ぷ、ぺ、ぽ），這從日語漢音中可以看出：在中古漢語中聲母是唇塞音的字，如判（han）、非（hi）、不（hu）、部（he）、方（hou），在現代日語中都是發擦音h。另一個證據是，清輔音附加雙點表示濁音的時候，ば（ba）、び（bi）、ぶ（bu）、べ（be）、ぼ（bo）對應的清音應該是p，而不是h。同樣以“判、非、不、部、方”五字為例，今日吳語白讀中多把五個聲母分別讀成ph,f,f,b（或p加濁流）,f，——既有塞音也有擦音。而在部分閩語（如福州話）中，這五個字的聲母是ph,p,p,p,p，在閩南話中則是ph,hw,p,p,h——情形與日語相似。然而，今日日語中仍然有很多唇音字是讀塞音的，特別是濁音字（日語濁音字），如“番（ban）”、“婆（ba）”。從唇音上看，日語和吳語具有相同的現狀，即塞音、擦音混雜。
  舌尖音。同樣是系統音變的原因，日本語中的ti（ち）、di(ぢ)、tu(つ)、du(づ)今讀chi,ji,tsu,dzu（日語羅馬字），所以，中古漢語中聲母是塞音的字，如竹(take)、恥(ti)、通（tuu）、中(tjuu)在今日日本語中既有發塞音也有發塞擦音的。吳語的情況類似，四個字的聲母分別是ts（或tcw）、tsh（或tch）、th、ts（或tcw），有塞音也有塞擦音。另外，有些中古漢語中聲母是tj的字在日語中讀擦音，如“知（si）”，這種現象似乎不存在于吳語中。總之，日語在舌尖音這一組上比吳語多了一步擦音化，吳語至今還只是塞擦音化。
  舌根音。日本語的舌根音在書寫上分為清、濁兩組，在發音上分為清、濁、鼻三組，其中濁塞音、鼻音使用的假名相同，發音也很隨機，比如“午后”既可以讀go-go，也可以讀go-ngo。日本語中的舌根塞音聲母至今仍相當穩定，整體上沒有出現塞擦音化或擦音化。所以，中古漢語中聲母是舌根塞音的字在日語中仍讀塞音，如今（ko）、景（kjou）、健（ken）、強（kjou）、近（kin）、巨（kjo），當然，日語沒有遵守清濁對立。在吳語常山話中，這六個字分別讀kA1,king2,tcjen3h,tcjan1h,kong3h,tcy3h，也就是說，前兩個字是清音，后四個字是濁音，而且，這六個字中既有塞音也有塞擦音。在吳語永康話中，老年人（約60歲以上）的讀音為king1,king2,kie3h,kjang1h,king2h,ky2h，——全是塞音，清濁對立，而青年人讀音為tcing1,tcin2,tcie3h,tcjang1h,tcing2h,tcy2h,——全是塞擦音。這種舌根塞音和舌前塞擦音對立的現象在漢語音韻學中稱為“尖團對立”。當代吳語中普遍缺乏尖團對立，所以在很多吳語方言中“經”和“精”同音。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北方官話的影響。極少數全套保留尖團對立的吳語方言，如永康話，最近幾十年也在普通話的影響下快速拋棄自身古老特點。應該說，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成因於對自身母語的自卑心理，年輕人刻意模仿強勢語言（普通話）。吳語尖團對立的消失是非常晚近的事（即使是上海話，民國時期仍具有全套的尖團對立），如今正在急速上演。這是一種極其不健康的發展趨勢，強烈呼吁有識之士加以遏止。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漢語在保留全套尖團對立（尖團對立的消失似乎只發生在漢語官話及其影響范圍之內，在朝鮮語、越南語、日本語等外族語言以及閩語、粵語、南部客家話等漢語中，中古漢語的尖團對立得到完整的保留）的同時，還產生了一種擦音向塞音轉變的“逆向發展”，例如“希”這個中古漢語中聲母是擦音h的字，在日本語中讀ki（這應該歸因於古代日本語中沒有h這個音位，只能用k近似模仿，不屬於歷史音變）。


韻母
  比起聲母，日本漢語的韻母問題顯得較為簡單。我們主要還是按照漢語習慣，從介音、韻腹和韻尾三個方面入手。

元音、介音
  日本語的單元音只有a,i,u,e,o五個，每個單元音又有對應的長元音aa,ii,uu,ei,ou，其中u（う）的發音比較複雜，并不是拉丁語中的后高圓唇音，而是央高音，圓唇或不圓唇，在t、s后可讀成“茲”、“思”，或不發音。複元音只有ae一個，當然，也有o-i，a-i等組合，一般分讀，不認為是複合元音。介音有j和w兩個。
介音
  介音并不一定存在于一個漢字中，它是聲母到韻母的過渡，基本不發音，只是使聲母做一個舌前或圓唇準備動作。日本漢字中具有介音的字很多，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古漢語的介音。在兩個介音中，w基本上不被使用，只在需要把h變成f的時候才用到hu（ふ）這個假名，而且，f這個音并不用于拼讀漢字，更多地是用于拼寫西方語言，諸如“不（hu）”這樣的字中，u并不是介音，而是韻腹，所以，嚴格地說，日本漢字中只有一個介音j。例字如“強（kjou）”、“中（tjuu）”，在需要介音w的字中，日語讀音常用一個元音含糊地“概括”介音與韻腹的組合，如“花（ka）”、“方（hou）”。與日語不同，吳語中大致有三個介音j,w,y，如永康話“強（kjang1h）”、“中（tcyong1）”、“花（hua）”，其中，“花”的介音u讀長音。永康話介音保留古代長短之分這一點在現代漢語中十分罕見，在吳語中更是獨一無二（吳語一般只有短介音，沒有長介音）。

韻腹
  日本語的韻腹只能是單元音，也就是說，唯一的複元音ae只存在于開音節漢字中，諸如英語mine這樣的音節在日語中不存在。這一點與吳語類似。吳語本缺乏複元音，在閉音節中，更是只能存在一個單元音，所以，“白”在吳語中多讀為pa4h或pe4h，日本語中讀成haku，而中古漢語中則讀成baik4h。無獨有偶，在吳語中的永康話在複元音方面也十分獨特，不僅“白”字讀成pai4h，甚至還有開口音“京（kjeing1，永康話的不少字分開口和閉口兩種讀音，‘京’字閉口音仍是king1,筆者一般標閉口音）”這樣包含了介音、復元音韻腹以及鼻音韻尾的複雜音節（類似的複元音現象還見於永康附近的縉雲、磐安等地方言），在現代漢語中實屬罕見。

韻尾
  日本漢字的韻母與漢語一樣，可分為陰聲韻（元音韻尾）、陽聲韻（鼻音韻尾）和入聲韻（塞音韻尾）三種。
  日本漢字的陰聲韻與吳語相似，韻尾主要有a,o,i三個，不同的是，吳語中的元音韻尾與韻腹連讀成一個節拍，構成複元音，而日本語中則分讀構成兩拍，即兩個元音的簡單疊加。如“戀”字，在日語中讀成ko-i，“愛”字讀成a-i。有趣的是，與吳語類似，日語中前后連續的兩個元音常常在口語中發生“縮合”，讀成一個嘴形介于兩音間的長單元音，如ない（na-i，沒有）就常常被說成nee。毋庸置疑，現代吳語中缺乏複元音而多單元音的現象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縮合作用的結果。
日本語中只有一個陽聲韻韻尾，即拔音-n（ん），這一點與吳語不謀而合。當然，吳語中三個古代陽聲韻尾-n,-m,-ng的去向比日本語複雜得多，有的消失，有的成為鼻化元音，有的合流成為-ng。日本語的陽聲韻尾去向比較清晰：古-n和-m大致合流成為今日的-n；古-ng消失，相應的，有些韻腹拉長成為長元音或雙元音疊加。例字如“人（nin）”、“三（san）”、“鈴（lei）”，這三個字在中古漢語中分別讀成njen1，sam1,lieng1，在閩南話中讀成lang1h（白讀）,sam1（或s1），lieng1h，在常山話中讀成nA1h（白讀）,sA1,ling1h，在永康話中讀成nong1h（白讀）,sa1,ling1h。
  日本語的入聲韻尾有三個：-k（-く、-き）,-t（-つ、-ち）以及喉塞音（-っ），而今天的吳語只有一個喉塞音。在日本語中，中古漢語塞音韻尾-p,-t,-k中的-t和-k得到了完整的保存；-p完全消失，少數退化成喉塞音-’或-t（偶爾），另外一些則使韻腹拉長。日本語開音節的發音習慣不允許真正的塞音韻尾存在，所以，日本漢字中的入聲字往往被讀成兩個音節，塞音韻尾-t,-k被加上一個元音自成一個音節。例字如
     中古-t尾：一（i-ti）、熱(ne-tu)
     中古-k尾：百(hya-ku)、識（si-ki）
   中古-p尾：十(zyuu或zyu’)、業（gyou）
  入聲字在吳語中一律讀成帶喉塞音的促音。溫州話和永康話是例外，兩種方言的入聲字均讀成不帶喉塞音的舒音（類似現象也見於宣州片吳語方言）。溫州話入聲字有專門的陰陽兩個聲調（-4，-4h），靠聲調來區分入聲字；永康話也有陰陽兩個入聲調（-4，-4h），晚近永康話入聲調調值因為上聲調（-2,-2h）的變化而與上聲趨同，所以，在單唸、小稱變調時陰入與陰上合流，陽入與陽上合流，只在連讀變調時兩者分流，不過，因為長期來正統漢語教育的缺失，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漸漸模糊了上入兩聲字的界線，應該說，永康話已開始從八調縮減為六調。


表達習慣
  表達習慣涉及語言織體，是一個關乎民族心理及歷史、地理的複雜問題。由于涉及問題太多，本文對一些現象尚不敢妄下定論，只在此提出若干細節，供有心人探討。
判斷助詞は
  日本語的判斷助詞は（wa）負責聯系主體與述語，一般被認為具有提示主體的作用，如
僕は男、君は女です。（我是男人。你是女人）
それは、僕が知らない。（這個東西，我是不知道的）
は提示的主體不一定是主語，只不過是需要強調的一件事物，如第二句中的主體顯然就是動作的賓語。這里把は定義為判斷助詞，與傳統的日本語語法存在差異。我們可以看第一句例句，在這一句中，前半句沒有判斷動詞です，而如果我們把后半句中的です也去掉，整句話仍然成立，即“僕は男、君は女”。所以，句中在邏輯上起判斷作用的其實是助詞は，也就是說，可以把助詞は直接翻譯成漢語的“是”。那么，第二句就應該翻譯成“這個東西是，我是不知道的”。這樣的表達在普通話中行不通，但是，在吳語中卻是很基本的一個句式：用判斷動詞“是”提示主題。參見下面永康話例句：
   個東西是，我是弗曉得個。（這個東西啊，我是不知道的。）
   午跋是，渠是要睏熟個。（下午呢，他是要睡覺的。）
無獨有偶，永康話中作提示用的判斷詞“是”也不讀聲母，發e2h音（原本“是”開口音讀tcje2h，閉口音讀tci2h）。這一點與日語相同，日語中的は（ha）也不發輔音，讀成wa。大概，這是心理上對輔助詞的一種弱化，畢竟，作提示用的輔助詞在重要性上與作謂語用的主干詞不同，容易讀得含糊，久而久之就失去了聲母。
  修飾助詞の
  日本語助詞の類似于印歐語的屬格，具有表示所屬、性質等範疇的修飾作用，可以直接翻譯成普通話的“的（輕讀）”以及吳語、閩語、粵語等南方漢語的“個（輕讀）”。日語中有一種表達很有趣，即用の表示強調語氣，如
   お前のばか！（你這個笨蛋！）
   これを欲しいの！（我就是想要這個嘛！）
如果逐字翻譯，普通話會翻譯成“你的笨蛋”、“這個想要的”，——完全不符合原意。但是，如果用吳語翻譯成這樣則恰如其分。在吳語中，“某人個某某”恰恰是一種強調，意思就是“某人是某某”，而且，這里的“個”讀輕聲，意思相當于普通話的“的”，如永康話的“爾個弗精零（你真是不聰明）”。這個“個”也同樣能置於句末。
  此外，還有一個用於表示強調的句尾輔助詞“もの（mono）”，原意是“東西”，可以和永康話對比：
   私は知らないもの。（我明明不知道的。）
   我都弗曉得個東西。（我明明不知道的。）
甚有異曲同工之妙，附帶列出，供同好消遣。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句子構成中各個成分的語序問題。這是筆者在碩士論文中擬探討的主題，在筆者最近完成的書稿中也有詳細描述，這裡不再贅言。只是略帶指出，漢語傳統的語序不是“主+謂+賓”式，而是“主+賓+謂”或“賓+主+謂”式，這一點和日語、藏語、印地語甚至拉丁語的習慣表達都是相同的。吳語區諸君只要用自己的家鄉話對比一下下面三句話哪一句聽起來更順口就行了：
   甲：我喫過飯了。
   乙：我飯吃過了。
   丙：飯我吃過了。



總結
  當然，日本語和吳語還有其他方面的聯系與異同，日本文化同吳越文化的淵源更是一言難盡。本文只是概括性地提出最淺顯的幾點，希望借以提醒吳語及吳越文化愛好者及其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切莫閉門造車，外域的啟發往往才是真正的關鍵。
當然，對于日本語愛好者及研究者來說，吳語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座寶庫。同時，吳越并不是日本漢文化的全部，今日的吳越語言文化更不是，在研究日本語言文化的時候，參考閩語言文化、中古漢語言文化也將令你收益良多。

樓主可以參考高本漢同志的比較詳細相關論述。
日語的漢字讀音，有的甚至保留了類似閩方言的端知合流現象。總之，學習漢語古音和方言，日語、韓語和越南語的漢字發音，百利無一弊。

在下首先很佩服阁下对语言学的研究与执着。大作拜读过迄，在下为北人，对阁下於吴侬软语之论述，不敢言半句，但阁下对日文的论述，则显逊色不少……在下亦尝拜读阁下以德语对照日文的文章亦复如是。如大作中汉字的读音忽而音读、忽而训读、对格助词、间投词、以及连浊、浊音便等等。但二者之间之联系必然是有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况且，似乎阁下拿吴语做比较的也只是现代日文，而古日文从读音到写法多所不同，请恕在下不举例了。谢谢。

樓上所言甚是。
回顧自己過去的文章，每每覺得羞愧難當，以至今日不再敢隨意提筆。只希望覥顏獻醜，多少能策令自身有所提高。如果說這些文字還有價值，價值也就在這一點了。
用貓糧君等的建言充實在下一己，或許有些自私吧～

都無需謙虛的。一起學習一起探討。有付出有收穫就是值得的。瓦羅那些笑痛大牙的文章不也招貼不誤？

文章粗略看过了，感谢楼主。不管文章有否学术价值，终究起到了“遣将不如激将”的抛砖引玉作用，不过我也不是玉，但因为楼主的文章我是的确想要说些什么了，待再下有时间来详细谈谈。

第一驳

1、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是指的常态下的语法规则，因为常态下的语法规则具有最大的稳定性和最大的可适用性。
2、语法，可以有形式语法和逻辑语法，形式语法语法常常包括了逻辑语法，因此形式语法往往相对来说更详细和系统，逻辑语法往往只能用我们平时所说的类似“意会”来理解。我们其实常常可以把反常态表达归入逻辑语法中。逻辑语法，虽有这样一说，但实际上并没有系统、完整、全面的语法规则，所谓的逻辑语法实际上是指语言个元素语义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是意义联系来确定的相互之间的类似于或者可以转化为符合形式语法规则的等价表达形式。

因此，用反常态的没有成系统的、不普遍的、不具有全面性的规则可以解释的表达方式来说明一种语言不是他被认定的那种特征，这肯定是错误的判断和论证结果。

汉语中不管是哪个地方的方言，都可以有反常态表达方式，这些反常态表达方式是临时的，因为①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反常态方式转化成常态形式的等价表达方式，但却不能把所有符合常态语法规则的所有表达式都转化成反常态表达方式。②反常态表达式需要针对语言单元的意义进行逻辑判断才能确定语法成分；由于汉语没有通过词形确定语法成分的元素，所以语序成为判断语法成分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常规语法规则下，结合语言单元的语义根据语序判断出来的语言成分其位置是相对稳定和固定的。反常态表达法中，成分和语序却是普遍脱节的，也就是语序具有随意性。③反常态表达，因为是违反普遍意义的语法规则的表达，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是以反常来凸显它的用文字没有表达出来的特殊含义。故此，这正说明了反常态表达是不普遍的，否则就不能起到表达特殊含义的作用了，从而也说明了用常规语法规则才是普遍意义的稳定规则。

用楼主的例句来分析：
我吃过饭了
这句话，是常规表达，语法规范是常态下稳定的结构规则。因为这句话中各成分之间形式练习和逻辑联系是统一的：
语法主语就是逻辑主语“我”
语法谓语就是逻辑谓语“吃过了”
语法宾语就是逻辑宾语“饭”

因此，如果把这个句子的任何成分去掉，留下其他成分，那么，我们自然会会知道该增加什么成分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也正是这样去判断句中各元素是什么语法作用。

反常规表达：
饭我吃过了

语法主语：饭
逻辑主语：我
语法谓语：我吃过了
逻辑谓语：吃过了
语法宾语：没有
逻辑宾语：饭

所以，饭我吃过了，这句话是主谓谓语句，从分析中看出，期间的逻辑关系，其实是反映的常规语法关系。

我饭吃过了

这句话分析同“饭我吃过了”，其逻辑关系反映的还是常规语法规则。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搞清楚，究竟是“我”吃“饭”，还是“饭”吃“我”。

然而，在正常表达方式下，按照语法规则，我们却能够很容易分辨清楚谁吃谁：

我吃过饭了。
饭吃过我了。


为什么说反常表达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呢？因为存在判断混乱：
我饭吃过了。

这句话我们还可以根据词义和常识来判断谁吃谁，所以我们会判断这里“饭”是宾语，是被“我”吃的，可是换一个词“老虎”，如下：
我老虎吃了

那么同样按照常识来判断，那么我们会发现把“我”判断成宾语会更顺理成章一些。这样就存在问题了，那就是究竟是第二个位置确定宾语或者主语还是第一个位置确定宾语或者主语？这么混乱，怎么能够成为普遍意义的语法习惯？只能按照反常表达来理解，是临时的表达方式。

真正的“谓宾”语序和“宾谓”语序的却别在哪里呢？真正的宾谓语序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特征就是主语、宾语不管在动词谓语前什么位置，都不影响他们仍然保持主语和宾语特征（地位）。

比如说：
我老虎吃了，这句话中，假设“我”是主语，“老虎”是宾语，那么如果说成“老虎我吃了”仍然能够判断出“我”是主语语，“老虎”是宾语，那么才有可能称这是一种宾谓语序语法规则


但是，事实上汉语做不到这点，因为汉语从长生开始先天没有判断主语、宾语的标志，把字句和被字句则是很晚以后才出现的用来确定表达特殊意义的反常表达中的宾语和主语的。在这之前把字句在汉语中可以说无对应标志，被字句则可理解成各种虚词表达的被动关系。

再把字句和被字句中，把字成分结构和被子成分结构实则是壮语成分，和谓语及物动词之间是逻辑宾谓和逻辑主谓关系，可见还是临时的不具有普遍通用意义的临时表达。

一个句子用了作者所谓的宾谓语序，进行元素替换以后，却反而难以判断主语和谓语，以至出现混乱，这正说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不是以这种顺序进行语言常态思维的。即，汉语母语群体，并不是以宾谓顺序为普遍的群体思维作为语言习惯的

产生此种误解，并不只出现在楼主这种情况中，很多人都会有类似楼主这种判断的错觉。原因在于，并没有对汉语真正深入地思考和体验过，并且在这之前也没有对传统（正统）的汉语语言理论进行过完整系统全面的了解。
像楼主所举的吃饭的那个例句，在汉语语言论述中，现有的传统语法（也就是现有常态语法规则）是可以解释的。
错误的起源之一是，有类似楼主这类错觉的人，只知道简单句（包括扩展简单句），用简单句的判别办法在判别复合句。在简单句中，每一个句子都有两部分组成——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通常简称“主部”或者“谓部”，两部的划分涉及到很多复杂概念，因此在常规教学中从实用性（便于理解和接收，减轻记忆负担等）角度出发，往往都只向学习者说明这是句子主语，这是句子谓语，这是句子宾语等之类的话，而且分析的绝大多数都是简单句（包括扩展的简单句），这就导致学习者认为一句话的主语必然就是一句话中动作的发出者。这就是错觉产生的原因。

实际上，句子分为简单句和复合句，在简单句中如果有动词而且动作的发出者和直接承受者出现，那么动作发出者必然是句子的主语，动作接受者必然是动词的宾语，并且遵从的必然是“主谓”和“述宾”这样的语序，由于动作是及物动词，所以它肩挑两头，就使得简单句成了“主谓宾”这样的顺序。
但是，汉语的语句，并不是只有动词做谓语的句子，还存在很多非动词句子的表达方式。而且，即使有动词句子的主语也不一定是动词的主语，比如：

这个人脑筋有问题。

这个句子，我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加一个“的”字，把句子变成“这个人的脑筋有问题”来理解。从语义来说基本差不多，但实际上是错的。
这句话主语实际上是“这个人”谓语实际上是“脑筋有问题”。这时候“脑筋有问题”相当于一个形容词性的成分，但是，因为汉语没有将整个句子变成形容词的标志，所以一般人会仍然把“脑筋有问题”这部分内容看做是一个句子。也就是，汉语一个简单句直接出现和在句中充当成分和这个简单句单独用作句子形式没有任何变化。这就导致了我们会误判为整句话的主语应该是“这个人脑筋”，并且自作主张地给这个结构加一个“的”字。

同理反推，一个由动词构成的修饰性成分，其实并不需要主语或者宾语俱全，所以，“我吃”、“吃饭”，这样的结构不是单独出现的话，那么在句子中是作为修饰成分出现的，占据的是“谓部”位置的话，那么其前的主部位置不一定是谓部中动词的主语或者宾语。
因此：
饭我吃了。
这句话中饭只在逻辑上和吃有关系，实际上饭不是吃的宾语，而是整句话的主语，“我吃了”是用来说明“饭”这个东西怎么样的。
同理：
我饭吃了
这句话主语是我，后面的饭吃了是用来说明“我”怎么个情况的，本来应该是用“吃饭了”来说明这个情况的，但是由于谓部要突出“饭”这个宾语，所以将“饭”前置，这就使得谓部“饭吃了”这个内容又变成“主谓”结构，其中主部是“饭”，谓部是“吃过了”（即用来说明饭怎么个情况）其中省略了动作的发出者“我”。
也就是全句本应该是：
我——（怎么样呢）——饭吃过了；
饭——（怎么样呢）——我吃过了；
我——（怎么样呢）——吃过了；
连起来就是：我饭（我）吃过了
由于动作的真正主语已经出现在句首成为全句主语，又因为“饭（我）吃过了”仅是作为一个形容词性的句子成分，所以第二个“我”便不需要了，要了反而句子别扭。
当然，不这样理解也可以，那就是把“饭吃过了”中“吃过了”看做是一个形容词化的被动态动词。

那么，我这样理解和分析，有没有根据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句：

上海你没来过，更没接触过什么人和事，不清楚，情况很复杂的。

这句话是一个复合句，整句话的主语是“上海”，这里全句主语“上海”和各分句都存在联系，如果把“上海”分配到各分句中会得到这样一些句子：
1、上海你没来过，更没接触过什么人和事，不清楚
2、上海情况很复杂的

其中第一个分句仍然是一个符合句，我们继续切分：
1、上海你没来过。——整形成：你没来过上海
2、你更没在上海接触过什么人和事。或者：你更没接触过上海的什么人和事
3、上海你不清楚。——整形成：你不清楚上海

可见，在这样一个句子里，全句主语是上海，而这个“上海”却是各分句中的主语、宾语、定语、状语。那么，为什么我们却不觉得整句话有语法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海”主语实际上是论述的对象，后面的所有内容都是说明这个作为主语的论述对象的情况的，也就是说后面各分句其实是形容词化或者说修饰语化了。

因此，要看汉语究竟是“谓宾”语序还是“宾谓”语序，要从充当句子谓部的构成去理解。由于我们前面说过，汉语的谓部（也就是通常为了减负所称的谓语）包括了非动词谓语形式，又由于和宾语相关的还牵涉到另一种词类——介词，所以我们需要研究被称作“述宾”结构的谓部成分。
在汉语里面，介词是引导宾语的，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因为，在汉语里，介词大多本身最初是动词。
所以，如果汉语本源语法是宾语在及物动词前的，那么在介宾结构中应该有所保留，而且应该是相对常见和普遍的宾语在介词前的结构。
可是，事实上我们无论从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没法找到宾语在介词（古动词）前面的普遍例证，相反宾语在介词后面的例子却俯拾皆是信手可以拈来：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于野，述宾结构。  我们却很难明白为什么说成“龙战野于”或者“龙野于战”或者“野于龙战”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述宾结构。不明白我们祖先曾经普遍地说成过“河之洲在”
贫者语于富者曰——于富者，述宾结构。难以理解我们祖先曾经说成“贫者富者于语曰”或者“富者于贫者语曰”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财、为食，述宾结构。据某人考证我们古人是说成“人财为死，鸟食为亡”或者“人死财为，鸟亡食为”或者“财为人死，食为鸟亡”的。

其他还有很多，我这里暂时不举例了，这里是通过介词（古动词）来印证楼主关于汉语其实应该是宾谓语序的说法。

不过，如果从方言角度理解，先承认汉语宾谓结构的话，那么我倒的确能找到方言汉语和日语有共同之处的地方（按我这样找的话，汉语其实还可以是其他语言变来的）。

汉语我们说“要什么？”在有的方言中说成“要啥？”，在有些南方方言中，“啥”说成“哈”，“要”发音成“哟”。既然我们事先承认汉语是宾谓结构，那么，就是说“要什么”应该是说成“什么要？”的，这样在方言中就是说成“哈哟”。并且，在有的南方方言中劝解别人别做某事用用的是“哦”这个词，也就是“不要”在方言中说成“噢哟”，那么由于我们已经承认汉语宾语在及物动词前，所以“别要什么”在方言里就说成了“哦哈哟”：
哦哈哟，哦哈哟——早晨起来不要太苛求要什么什么，那样就完事大吉，好好好了——所以，日本人有了早上说“哦哈哟”的习惯了。

好了，说说戏话，放松一下而已。如果这样研究语言，那是不是汉语及其方言都可以随心所以地解释成本源为各种其他外族语言了呀，呵呵。

希望諸位參與討論。

我只关心语音部分。很喜欢类似楼主这样的文章。有空多发些。
另，楼主是永康人么？貌似一些方言书南吴是采用永康话作代表的，有机会向你讨教。可惜我金华读书四年，没有学来一点金华各地的方言，同学们都说普通话。

楼上视“吴语”而不见。
发音很统一，什么意思？ 若是语音系统，吴方言内部语音不统一吗？有很多土语特有音素吗？

发音倒不会去特别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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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是简单的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