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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流]关于上海风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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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11-10-03 15:49

  
  关于上海风俗的研究
  顾炳权
  记述上海一地风俗,除地方志外,明范濂《云间据目钞》,设有风俗专篇。集中记述松郡嘉隆以后豪门富室骄奢淫佚的习气。清初叶梦珠《阅世编》中,有关土风,冠服、内装、宴会、居第等门社会风俗递变的记述。毛祥麟的《墨余录》亦有上海名物、风俗的记录。王韬《瀛杂记》,仿厉樊榭《东城杂记》,于上海风俗之遗闻轶事,虽屑必书。葛元煦《沪游杂记》、管斯骏《上海景致》、徐盛《上海杂记》、黄亦埙《淞南梦影录》、邹〓《游沪笔记》、姚公鹤《上海闲话》、他如《上海鳞爪》、《上海生活》、《上海风土杂记》、《上海风俗大观》、《老上海》、《上海指南》、《上海门径》等,于开埠后的洋场风俗,记载颇多详赡。数量众多的风土诗、竹枝词,所咏皆属上海风俗。至于对上海风俗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这正和全国情况相仿佛,还处在记述性的初级研究阶段,大多是缘事而发,殊无系统。一般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错误和偏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如此,对于深入开展上海风俗研究也是具有价值的。在上海风俗研究方面,对上海开埠后的风俗状况的研究,有特别重要意义。1988年上海举办的租界史讨论会中,也涉及到上海风俗领域,取得了若干新成果,集中表现在最近出版的《上海史研究》(二编)之中。
  上海的风俗状况、它的历史和现状如何,若加以总结,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题目。明嘉靖《上海县志》风俗篇谓:“天有时,地有气,百年之时、百里之气不可轻齐,而风俗难一。”特别近代上海,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变化奇特,风俗状况更难把握。兹就个人观瞻所及,约而言之,以期就正方家。
  一、上海风俗沿革概说
  旧志称今上海地区,为“古吴之裔壤。然负海枕江,山环水拱,自成一都会”(注1)又称:“上海故为镇时,风帆浪拍之上下,岛夷交广之涂所由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腴之区”(注2)。上海风俗,正养成于如此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
  古代的上海为秫谷〓稻之乡,饶渔盐木棉之利。海边捕鱼,有“插网鲜”、“钓子鲜”之分。得鱼装船,藏之于冰,贩至上海,谓“贩鲜”。“冰鲜入网海帆收,浦口排樯泊海鳅(按,“海鳅”为船名)。市担过时新得买鳞人满石桥头。”(注3)泖〓江浦之间,渔民用网、簖、叉、射等法。所载之舟曰舴艋、所贮之器曰“筲”。取鱼之术与海边有所不同,还有畜养某些淡水鱼的习惯:“畜之于池而守之曰神(注4)。”盐业始于汉代,今嘉定县境之盐铁塘,相传为吴王濞运盐沟洫。唐代起,今上海沿海设有盐场。“淞南遥望海腾云,两邑原从一邑与。灶户熬盐堆似雪,芦田掩映气氛氲。”(注5)灶丁摊晒盐场,朝往暮归,洹寒时,海飚迅烈,头面〓烈,酷暑聚煎炼,火气熏烁,甚于立赤日之中。农民最勤、亦最苦。长年辨色即起,枵腹入田“做卯时”。全家男妇〓体涂足,日落始归。黄昏后,男子踏车或编蒲包。农作物有水稻、棉花等。无田于人者,谓“长工”。一年者,谓“长年”,半年或四个月者,谓“忙月”。自耕田而有余力代人耕者,叫“散工”。妇女〓饷外,耘〓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濒海妇女不缠足,故能莳秧拔草、踏车、挑盐,得以自食其力。肇自元代,上海有纺织之利,妇女专供纺织。“里媪抱纱入市,易棉归,旦复抱纱出。”(注6)一般农家,田里所〓,输息偿租外,未到年底,其室已空,故衣食全赖女红。
  乡村贸易,以黎明或清晨为市。早市早回,既充一日之用,不费一日之功。唯布庄非随处有,市布往往远至几十里,故以日中为市。木棉及各种农产品如农具、渔具、家具、竹器、蒲鞋等,各有集市。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上海港内,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逻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闽商粤贾税江关,海物盈盈积如山。上得糖霜评价买,邑人也学鸟语蛮(注7)。总之古代的上海,乡民“终岁”力田,家有盖藏,工不越乡,商不越苏、常、嘉等郡,”“租税百万,如期而集,无〓步。”(注8)“夙称富庶”。
  上海地区有发达的文化。顾清《松江府志》谓:“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行谊著,逊、抗以功业显。而机、云之词学,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鼎甲盛,故其俗文。”明弘治郭经所修《上海县志》谓“士人帖括外,兼娴风雅,凡辞赋之业,童而攻之,即六书、八法,莫不家习而究其奥。今海内谈诗家,卒推云间派,而论书画,亦以云间为宗”。生当明季,被后人推为“徐上海”的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从事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开创了我国崇尚科学的风气,成为最早沟通中西文化的伟人。古代上海,民秀而文,士奋于学,名士辈出,为“东南之名区。”
  上海开埠后,繁华的十里洋场,聚万方之形形色色,开古今未有之奇局。上海的社会习俗发生了极大变化,兹就言其六端:
  1、关于衣冠方面。上古男子束发于顶;入清发垂辫。女子多缠足,不轻外出。清季上海有天足会之设,男子行剪发。民国后,衣冠中西杂用,教师、青年学生及政府洋行办事员,穿西装的极多。新式商店职工衣服中西合璧,下着西装裤,外穿中国式长袍。老式商店职员,衣服完全中式。工人一般穿兰色短衣裤,穷苦的满身缝缝补补。妇女服装有明星派、淡静派、浓艳派之分。其时髦服装,花样日新月异,无一定标准,以电影演员及妓女服装领袖潮流。国内所创之男女时髦服装,大都创于上海。
  2、关于饮食。山珍海味,上海无所不有,菜馆有京、苏、川、闽、徽、粤等帮,各有名菜佳肴。饮食之变化,主要是西菜的传入。西菜,上海人称大菜,有法式、俄式、日式之分。西菜馆较旧式中菜馆布置高丽,座位雅洁。盛大宴会,入席时礼貌举止都有定则。吃西餐完全各自进食,不像中餐许多人取诸一器,故不合卫生要求。因之西菜颇流行。
  3、居住方面。海通后,西洋式建筑首先在外滩、洋泾浜畔出现。随后有尖塔式的钟楼、哥特式内庭等建筑。二十年代,上海的建筑从古典走向现代。1921年翻建的汇丰银行属新希腊式、1928年造成的沙逊大厦,为美国芝加哥学派设计手法。1936年造成的国际饭店和外滩中国银行,是我国设计师所设计,融合西洋和中国传统建筑技艺。二十年代初,上海出现新式里弄,三十年代初又有花园弄,供有钱人享用。洋人和“高等华人”所住的洋房,以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最多,其次是法国和意大利式,还有英国乡村别墅式及挪威式等等。一些总会及俱乐部的建筑仿外国王宫式。至于一般市民拥挤在“鸽笼式”的房屋里,多数工人住的是棚户、“滚地龙”,则即上海居住条件之有天壤之差。
  4、交通方面。上海马路较内地各处平阔。租界马路,远胜华界。公共租界南京路、四川路、西藏路、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霞飞路(今淮海路)。华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一段)、宝山路,虽各有等差,均为良好之马路。从旧式的独轮木车,至汽车、电车的出现,几十年间上海之车辆纷更不一。同治初,上海城中出现小车,系独轮之木车,自脚踏车、东洋车、马车出,小车数量逐渐减少,以至于灭迹。东洋车,系1874年(同治十三年)由法商米拉由日本输入,车身很高,双轴用铁皮包镶的人力车,后又有黄包车,车身低矮,车轮用橡胶做成,有产阶级购作包车,故又名“包车”。东洋车由此淘汰。一种脚踏黄包车比黄包车低矮,车厢前有两车轮,上有座位,车夫高坐其上用脚踩蹬,行驶甚快。因此比手拉的更吃力,遂不流行。马车出现于光绪季年,华人于三马路、四马路租屋储车,招客坐游。一般纨绔坐了兜风。自汽车盛行,马车行业一落千丈。电车、汽车为近代交通利器。电车1908年始在公共租界行驰,1914年公共租界又始行无轨电车。1928年,在公共租界又行驶公共汽车。以价格低廉,行驶快疾及日益普及,一般市民视为“恩物”。
  5、婚丧方面。开埠上婚丧礼仪失据。举办婚事,除少数富有者贪图虚荣,仍然大讲排场外,普通人家都取简便。各大旅馆、各大菜馆都备有礼堂,可租用举行婚礼。仪式大半采用新法,所谓文明结婚。废除跪拜,代以鞠躬。迎娶以汽车代替花轿。有的举行婚礼时,同时登载广告,以示公开。一些知识不开通的,仍采用旧式婚礼,仍以花轿迎亲。轿前锣鼓为导,稍裕之家,佐以音乐队。音乐队分二种,一种国乐,一种西乐。中乐队分大人与童子二种。大人穿长衫,童子穿明代服色。西乐队则全部西装,或仿外国官长服色。阴历六月,停止嫁娶。此月人家多以素菜佐餐。
  丧仪受西俗之影响,光宣之间始行追悼会,用黑纱、花圈。有公共殡仪、墓地;也有用火化者。普通人家,必先举行小殓,焚死者生前衣服。延僧道唪材头经。发报丧条,通告亲友。乡里必待三朝,始大殓入棺。租界当局,为卫生起见,规定停尸不得过二十四小时。因亲属远在外埠、不及于二十四小时奔丧者,送殡仪馆保存。本籍人乡里有坟地者,可运回原籍。客籍人都寄会馆丙舍,《中华全国风俗志》载;上海一年之中,必有两次不为死人吊,专为生人笑的惊天动地的大发丧,此诚上海之特别现象。最足表明流俗的心理。讲排场、示阔绰,高搭素牌楼,四壁满挂祭幢、联轴。自盛杏孙大出丧,仪仗绵延数里,后之要人富商逝后,踵相效尤,莫不仪仗绵延,素车白马,极一时之盛。
  6、娱乐方面。上海的娱乐场所及娱乐方式极多,略举西方传入的。如跑马,春秋二季为赛马时候,赛马场一在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路)口,一在江湾镇西,一在引翔港。大赛三日,常例在星期一至星期三。休息二天后则星期六复赛,观者云集,举国若狂。致有机关、洋行等停止半日办公的。又有跑狗,以明园为始作俑。不久申园、逸园的跑狗场先后开幕。因涉及赌博,经纳税华人会和西报攻击,公共租界当局勒令明、申二园关闭。逸园以变相方式,得以维持。回力球,即手球,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静安寺西青年会设有球场,供会员娱乐,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亦有回力球场一所。弹子房,在民国七年营业最盛,自矜时髦者趋之若鹜,数月后即灭迹。自后大多设在旅馆、公寓中。高尔夫球,初时设有十余个球场,继而各游艺场、小菜场均有设置。自大世界游艺场设球场于顶,后多效尤,美其名曰“高而富”、“美的高而富”,遂为摩登运动。此外有乒乓球、足球、跳舞等。各种娱乐方式,本为强身心有益之举,但一入上海,每沦为赌博之道,亦风会所使,与创导者原意,聊不相涉。至迎神赛会,世界各国,无处无之,上海因居众多,尤染此习。《上海杂记》谓:“最热闹者曰水龙会、曰高昌会、曰大王会,及秋间南市药业中
  之盂兰盆会,皆文著声界者。此外三巡例会,老生常谈,如是而已”。
  《清稗类钞》记上海近代风俗谓:“上海为通商巨埠,广土众民为全国之冠”,“而生活程度颇高,中人之产,支持维艰,自其外观之,固已备极繁盛。实则乘肥策坚,徜徉于歌楼舞馆之间,类皆侨居之豪富。若土著之普通人民,恒以撙节相警惕,惟婚嫁丧葬,专尚外观。其下等社会之人,类皆身无完衣,而饮酒食肉,口〓香烟者,相望于道,虽乞丐亦不免。至若近乡农民,辄以所种蔬菜等售之租界,所入较丰,亦染奢靡之习,北乡尤甚。其能力且俭者,唯浦东及西南各乡耳;而民气颇柔,俗尚迷信。西乡好械斗,不如浦东之淳朴也。”上海风俗至为浇薄者,莫若烟赌娼之盛行及流氓活动之猖獗(另有专篇,本文略之)。奢靡之风,以上海为特盛,至荒诞怪异之事,纷纭变幻,各呈其志,风俗之不齐,非笔墨所能穷尽。在以下分题记述中,提供参酌。
  注1:见顾清《松江府志》
  注2:嘉靖《上海县志》“风俗”
  注3:见清朝乾隆时李行南所作《申江竹枝词》。
  注4:据嘉庆《松江府志·风俗》解谓养〓。
  注5:李行南《申江竹枝词》。
  注6:同治《上海县志·风俗》
  注7:李行南《上海竹枝词》原注:“小东门贸易人尔能鸟语。”按:闽粤语与上海不
  同,沪人称为“鸟语”。
  注8:嘉庆《松江府志·风俗》。
  二、对上海若干风俗问题的研究
  1、明季奴变与上海民风
  “健讼”,明季上海地区,发生“奴变”。倭乱之后,闾阎萧条。封建官吏,地主豪绅大量兼并土地,畜奴成风。尚时有一大臣在奏折中谓:“……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俱为佃耕之户,或为佣、或卖身于豪富之家终身为奴。”蓄奴成风,尤以江南为盛。顾炎武《日知录》:“吴中仕宦之家,奴至一二千人。”同治《上海县志·风俗》载,明季缙绅多收奴仆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甚至中等之家妇女,也不馈事舅姑、缝纫补缀,“皆取于奴”。奴仆的地位,比于畜类,毫无权益。空前的阶级对立状况,导致激死的阶级斗争,在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影响下,上海发生了“奴变”风潮,川沙叶氏家奴顾六首先索契(注1)。攘臂一呼,从者猬集,“酒佣”、“灶养”皆起响应,千百成群,焚庐劫契。奴仆“坐堂上,饮〓自若,奴主立跪堂下,搏颡呼号,乞一旦之命。”风潮延及今上海、南汇、嘉定、宝山以及太仓、金坛、溧阳等县。明福王朱由松不顾当时清兵南下之危,下令对各地起事奴仆“按诛如律”,将这大多分散起事、孤立无援的奴变风潮镇压下去。谚谓:“江南赋税甲天下,苏松赋税甲江南。”说明历史上上海地区人民有很大的承受能力:“租税百万,如期而集,无〓岁”(注2)。
  但当上海忍农民不堪妨受封建压迫和剥削景况下,常常发生抗租、抗欠斗争。乾隆《金山县志》载:清康熙后,堡镇以东抗租尤甚,并常有驱逐地主之事,亦有拒捕抗官之事。光绪《金山县志》载,当青黄不接时刻,地主乘机贷米,待收到新谷时按月计利,甚至有数石之谷,不足偿一石之米者,“其强悍者,倡首抗欠,相率效尤。”此等凡,不一而足。
  旧志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称上海沿海之民“强悍”、“难治”,正说明古代上海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斗争精神。
  2、上海之得西学风气之先
  旧时上海俗尚尊儒,士人多攻举业。读书好古,不乏名家。开埠之后,西学东渐,士风为之一变:“当道注重教育。主讲席者,皆当代硕儒,士风丕变。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注3),上海人学习西学,一是通过学校学习。戊戌变法前,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不少学校,招收中国幼童入学,在宣教的同时,向学生教授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其他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上海开办或与外人合办的广方言馆、格致书院、南洋公学等。这些学校与旧式书塾、书院不同,向学生讲授有用之学、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启发学生批评封建主义,引导学生关心时事和民族前途。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令各地书院改为学堂,西学成为必修课,上海也无校不习西学。二是通过新闻媒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我国新闻事业,自上海开始。《申报》创于同治十一年(1876),为华文报纸之始。光绪中叶以后,《时务报》出,内容趋于政治思想。及别出各种小报编于社会新闻,虽以风月寓目,恒不受封建礼教所束缚,读之也颇能解放思想。阅读报纸,成为时尚,一些有识之士,把报纸作为学校课外读物,“力劝子弟辈于诵读之暇,不可不阅新闻报以通知时事。盖得风气之先者也。”(注4)三是通过改良戏剧。清宣统年间,上海出现任天知领导的剧团演出新剧。民国初年,欧阳予倩等组织的春柳社在上海演出西方名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又有郑正秋之新民社、苏石痴之民兴社等,在上海中上层人士中拥有观众。新剧又称为改良戏剧,有“改良风俗,移易人心的作用。”(注5)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海派文化。《清稗类钞》谓:”京伶呼外省之剧曰‘海派’”。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初非专指上海。对于海派文化,其发端、其范围、其特征、其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海派文化,总是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上海后开始产生的。其主要特点是勇于革新创造,善于吸收新鲜事物。及时所映现实生活。海派文化的影响,不仅仅于文化本身,在上海几乎已浸润乎一切领域,上海人处事之“门槛精”,亦无非海派特征,是为上海所特有的风俗现象。
  3、上海为近代社会活动的中心
  殖民主义者禁止清军随意进入租界,并侵夺了中国政府对居住在租界内犯法华人的逮捕权,这一特点,有利于清季以来的革命势力。戊戌政变,以《时务报》为鼓吹号角,其所在地址在上海。六君子被戮,康、梁远遁,乃由外国公使密电天津、上海领事,给二人准备了出逃之机。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清政府欲逮之,租界以保护国事犯为由,不果逮。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报案”发后,清廷稳以为能如期将邹容、章太炎解京砍头,以儆效尤。不料被租界截留,由会审公廨裁决,使西太后大为沮丧。同时,是年夏天,黄炎培在南汇新场作爱国演说,被土棍诬为“革命党”,以谤皇上、皇太后罪,省令就地正法,因美国教会救入租界脱险。辛亥革命播种革命言论。在国外为《民报》,在日本;而国内的《民吁》、《民呼》、《民立》报,均产生在上海。一时上海为新党避难所、活动据点和主要集结地。曾举行了三次拒俄集会,两次拒法集会,出版了《苏报》、《国民日日报》、邹容《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大批书刊。聚集了蔡元培、章太炎、邹容、马君武、张元济、陈独秀、柳亚子等一大批新派人物。“鼓吹于一隅,政府纵能以政治为蛮横之干涉,政府卒不能禁被干涉者之屡仆屡起,宁非恃上海为凭籍之故哉?”(注6)不久,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革命党人荟萃上海,制造局一役,上海光复,由是奠定了东南大局。其后新文化之发轫于上海,中国共产党之成立在上海,左翼文化中心之在上海,皆因为上海特殊政治格局所致。租界当局允许中国进步势力在租界内进行一些活动,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减轻了封建专制政府对他们所加的迫害,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政府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上海租界这块地方便成了进步人们的活动据点。”
  4、上海为物质文明之先进
  上海县城城北一带,原是荒滩农田,但开埠不到十年,外人在此开道路、修码头,西式建筑群鳞次栉比,洋行林立,货物堆栈如山,迅速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西方物质文明,率先在上海得以传播。在造桥筑路的同时,燃点街灯,稍后又在外滩南京路一带设置煤气灯。煤气,时称自来火,因其从地下管道通出,又被称作“地火”。光绪八年(1882),电灯开始在租界出现,十二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建造发电厂,其时发电设备在英美亦刚刚出现。而县城入夜依然昏黑一片,人们依然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电灯发电厂出现之初,国人以为奇事,谣诼纷传,谓将遭雷殛,及函请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谣诼遂息。呼电灯为“赛月亮”,当时有一首竹枝词写道:“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光绪末年,上海城厢一带开始发电,电和电灯逐渐普及。
  租界自来水之设,与灯电相先后。上海城厢区居人,向汲于黄浦江之潮流,水质浑浊,不合卫生。自英租界有自来水之后,邑人创议仿办,但囿于见识及习惯势力,其推行初不顺利,一般居民用者甚鲜,谓自来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租界自来水公司积极推行,使城内茶馆和熟水店率先使用,以示无害,并将自来水遍赠用户。居民积虑日消,使用日遂习惯。
  上海的交通工具,略如前述。电车在租界始行之时,以为电车有电,不敢乘坐。又以为乘车身上不能携带铜铁用具,以防触电,风行几年后,幼稚想法逐渐消灭。李右之《上海六十年见闻记事诗》写道:“地敷轨道康庄路,杆线架悬引电流。人坐车中称稳便,儿童指点陆行舟。”为城市卫生起见,又有洒水车、垃圾车等设置。洒水车其初用人力,车上架方木柜,储水数十担,后横铁管一根,遍凿细孔,通于水柜,内设枢纽,用时以绳索开,水即从管孔喷出,势如骤雨,驱车疾行,可洒半里许。当时有竹枝词写道:“错怪平空碎玉壶,潇潇洒遍废工夫。夕阳返照香车过,路上红尘半点无。”(注8)垃圾车其初也在车上架大木柜,随行夫役,每日两次扫除街道秽物。“半车瓦砾半车灰,装罢南头又北来。此例最佳诚可法,平平王道净尘埃。”(注9)
  租界市政建设及其科学管理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近人李味青在《上海乡土志》中与县城作了比较:“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路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有天壤之别。”刘豁公《上海竹枝词》也有写照:“层楼栉比路纵横,多少街灯照眼明。试向小东门里去,鲍鱼滋味令人惊。”这充分反映了近代先进的物质文明与古老的物质文明的差距,当然,“西方的文明,不是一个善意的老师带到中国来的,而是由资产阶级发财的原则所促成的,但是,却仍造成一些封建的陈腐世界所不能有的东西。”(注10)
  5、租界是一面反映治乱盛衰的镜子
  上海在道光年间,人口仅五十多万,同于我国的一个普通县份。开埠后人口大幅度增长。到本世纪初,超过一百万。到二十年代末,已达300余万,至抗战爆发,竟接近400万。到解放前夕有420万。据民国十九年(1930)人口统计,当时全上海320万人,大部是四处八方集合拢来的,土著之民,不过四分之一。国内各省论,以江苏、浙江两省最多,其次为广东人。外国人有二十多个国籍,以日本人为最多,其次为英国人。上海人口的繁衍,主要原因,一为战乱之故。开埠之初,所指定的外人居留地——租界,只许外侨居住,不容华人杂处。太平军起,江浙富户纷纷逃至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于咸丰三年(1853)九月占据上海县城,城内居民,纷纷到租界避难。外侨无法拒绝,遂开华洋杂居之例。是年年终,避难入英租界者,即有五万人左右。咸丰五年(1855)刘丽川退出县城,避难者逗留不走,且源源而至。咸丰末,江浙各城邑大半为太平军占领,因此富户纷纷来沪避难。同治元年(1862),上海租界内避难华人达150万左右,市面顿时热闹。太平军失败后,避难者大批迁归故乡,但就此居住上海者也不在少数。据同治四年(1865)调查,租界内华人有15万之多。辛亥武昌起义前夕,长江流域各省官吏、富翁又纷纷携眷挟资乘流而下到上海避风。1924年齐卢之战,嘉定、太仓、青浦等成为战场,难民又纷纷到上海避难。抗日战争爆发,对上海又一次人口大冲击,租界空屋全被挤满,街上还搭起了散棚,租界人口达到二百万以上,民国初年,姚公鹤所著《上海闲话》即谓:“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矣。”二为商业贸易发达之故。外商为推销其商品,收购原料,在上海举办各种洋行。依栖于华洋之间的买办、通事应运而生,为外国殖民者及买办服役的佣人、厨师、车夫和其他苦役亦不断增加。进出口商品运输产品不断上升,码头及仓栈运输工也大量增加,船舶修造业及为进出口服务的加工企业、轻工业不断兴起,这些企业大部分设在租界,本地及外地失业的农民纷纷来沪受于近代企业。上海工人阶级,伴随近代企业诞生。工人们还把自己的家属携来沪上,家属人数要超过工人本身。这是上海人口逐渐增多的又一个原因。三是上海为追求享受的销金窝。上海是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店铺林立,货如山积,构成繁荣的商业网。上海繁华的景象以南京路为冠,服务性行业,娱乐行业亦极发达,舞厅、赌台、妓院、戏馆、游乐场、夜总会等,纷然杂陈,各地达官贵人,作寓上海逍遥享受。一些平时不相容的政敌往往复聚于此,道左相逢,亦但掀髯一笑,往隙尽消,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大地已无干净土,春申翻作小桃源。腰缠千万扬州客,道左相向一笑温。”
  6、旧上海的陋俗及腐朽风气
  《中华全国风俗总志》谓:“一到上海,不能不习三种习气,一曰趋时,二曰务奢,三曰尚圆滑。”
  市民中存在着浓厚的趋炎附势、恃强凌弱的习气。崇拜洋人和“高等华人”,力图巴结。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低人一等;穿长衫的,看不起穿短褂的;自翊为“老上海”的市民,欺侮、辱骂乡愚,讥之为“阿乡”、“阿木林”、“猪头三”、“筹头码子”。以“高等华人”自居者,走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行人避之不及,就被推倒。巡捕、西崽、门丁等,往往瞧不起中国人,动不动加之以棍棒和拳头。
  社会上欺骗和投机取巧的心理极为严重,滑头很多,各业皆有。此辈大半衣履楚楚,周旋园到,语言便捷,外表阔绰。有为仆从者,虽囊空如洗,装若富绅,住大饭店,以赌博为业,乃大滑头骗子;其次者,说东话西,擅于拉拢,合股份、创公司、铁路、矿山、算计满盘,刊印章程,狡猾伎俩,甚于“空心老官”,老成商贾,往往误垂其计;滑头之等而下次者,骗烟饭吃,拆小烂污。上海还有许多滑头广告,有以招收函授生、招收职员的滑头广告,籍以骗取报名费;有出售新奇物品的广告,藉此赚取运费。有出售华洋百货的,装成一盒一箱的仅是不值钱的玩具。马路上、弄堂里有不少兜售假首饰、假鱼翅、假西洋参,专以骗取爱贪便宜者的钱财,妇女往往要上其当。社会上投机取巧心理极严重,希望赌博中获得意外之财。时有政治投机分子出来。一·二八战争期间,出现一批义勇军到处招摇撞骗。救亡运动时,出现各种离奇的救国之道。“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吸吸马占山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道”(鲁迅语)。
  社会上以服饰排场为分地位之唯一标准。鲁迅说过:“在上海生活,穿的时髦衣服的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守客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场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注重外表,讲究排场的奢华风气,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装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边裤子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沪谚:“不怕天火烧,只怕阴沟里跌一跤。”沪谚又曰:“身上着得绸披披,家中没得夜饭米”、“身上全绸,家中全臭”,类似皆给此辈之写照。
  上海居民一朝幸获温饱,即另置外妾。寻常一个商人,每有额外住宅数处。亦有巨商大贾,因蓄妾多子姓繁,而盘剥重利者。许多工人,由于没有受教育机会,迷信思想严重,纱厂男女,不少都参加青洪帮,相拜老头子,信仰关公。工人中买卖婚姻盛行,女工的身价多至二三百元,少则几十元。青年男女工人之间的自由婚姻,被叫做“轧姘头。”“总之中外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及上海黑社会散发的毒气,对上海一般市民的污染和对上海社会风气的败坏是极为严重的”(注11)。
  7、旧上海的特殊职业
  一为西人之附庸。上海洋行,延请华人作经理,叫做买办。英语译音为”糠摆渡“(一作刚伯度)。咸、同之间,名人笔记不知译音之本义,以国文字面作解,以买办介于华、洋之间,犹糠为摆度之用,为居间之业,而又含轻诮之词。买办一业先行于广州。西人初至,仅得居于船,不准上陆地逗留。贸易往来,全凭十三洋行之绍介,遇洋船来,十三洋行必遣一人上船视货议价。亦居间为洋人购办土物,载至其本国。此乃华人雇用,与上海买办受外国人雇后先不同。一种叫“露天通事”。西人来华,初登岸、人生地疏,时有略习西语而无业之人,类皆西崽,马弁之化身,沿江守候,遇外国水手、或不通华语之西人,跟随指引。遇有买卖,则代论价,于中取利,此辈衣多露肘,无室无家,故以“露天通事”名之。所操之西语,俗呼洋泾浜话。略带英文之音,出以不规则之文法,语西人也能会意。“洋泾浜语”,又称“别琴语”。同治年间,杨少坪曾作“别琴竹枝词”百首,对之讥嘲。其自序中略谓:当时沪一带“通事”,日与西人交接,所讲“别琴”语,仅在缚衍了事。西人对此既迁就,又酸鼻之。其初,此辈自为一业,有三十六人之例。多一个不能容,必俟出缺,方能补入。民国初,约已二百人。之后外人渐习华语,“露天通事”遂成末路。一种叫西崽。西崽(或细崽),乃洋人称呼小儿之词。洋人用华人为仆亦称西崽,亦相沿已久。充此役者,年轻人居多,西语之能言与否不论,谁衣服洁净,趋事惟谨,语言便捷,始得主人欢。六勿主人《申江杂咏百首》咏“西崽”为:“烹茶煮酒列舆,月领洋蚨仅数枚。别有深情年少子,存心岂为这般来,”此辈充奴洋人,却又看不起华人,华人亦以“洋奴”鄙夷之。
  一类为居奇谋利者,一如各种“掮客”,亦为上海独有。多宗贸易,由掮客介绍而成,掮客也于中取酬,酬金多寡,因所据之业不同及贸易额而定。操地皮业者,为地皮掮客。上海地价至昂,每亩多至十万元,少则数千元,酬金可得其一成,都能飞黄腾达。一种“告白”,亦掮客之流,专为报馆介绍各业广告,酬金率在十之二三,月计也可得数百元。各业皆有掮客,执操纵垄断之术,但亦相当有便,为各业所乐用。掮客以闹市处茶楼为营业之处。上海茶楼业之盛,实由掮客为其支柱。其二为荐头行,为介绍仆役之所。有苏帮、扬帮等地之分。三五家列肆相望,俱标明籍贯,使受雇者随籍而至。店主多为妇女,凡愿投身充役者,预谋铺保,同赴该行接洽。登之簿册,坐待招唤。受雇者先试三日,以定去取。合者,按第一期工价十分之一为介绍费及一定的车资,给荐头。此费有主家独任,亦有主仆各半者。荐头于谋业者开方便之门。至藉此拐掠,或为奸淫媒介,则非当行本色,应置之别论。其三为向导。类于今之导游,为初来乍别之客指点门路。此业者,多数为粤帮商店之伙友,或一般闲居无事之人,导之出游,或至商店购物,或至名园游览。有时乘汽车狂兜圈子,有时入妓院寻花问柳。向导之人,于中取利。此业每不正经,有串通司账,欺诳“洋盘”,受欺者懵然无觉,反落“猪仔客”之名,亦即俗说“猪头三”。
  三为特殊的庸工贩夫,为他处所少有的,如“缝穷婆”,业此者胳膊勾挽一竹篮,中放针线尺剪及做活时坐的小凳,专给工人、伙计、学徒等单身在上海生活者缝袜底、补衣洞。缝穷婆大部分是苏北妇女。又有“梳头”,上海妇女之有发髻者,除少数自理外,大多数叫专梳头的女代梳。或天天来梳、或隔日来梳。均无不可。工价为每月一至三元。一个女梳头,包有十多个户头,藉以生活。大户人家,则有固定的梳头。一种“水鬼”在吴淞与虹口一带。自小习泳,有潜水术,逢船舶肇祸、人货沉没之机,受雇入水底挠尸捞物。“水鬼”穿一件皮质能透气的保险衣钻入水底。且带了乾粮,钻在水里过三天三夜。一种叫做“吃百家饭”。上海旧式人家办婚丧事,必要时临时雇用一般男女仆役帮忙,男的叫“二爷”、女的叫“喜娘”,叫做“吃百家饭”。上海数百万人口,婚丧之事无日不有,不少“吃百家饭”的故也一年到头,无有闲时。至提倡集团结婚,及丧事到殡仪馆入殓,业此者逐渐减少。此外上海有许多“露天职业”者,如修鞋、剃头、馄饨担及流动点心店、书报摊、收旧货及江湖卖艺,等等,虽非上海特有,而以上海为特多。
  8、旧上海的妇女
  旧志称上海妇女庄洁自好,无登山游寺冶习,井臼余供纺织。开埠后,城市妇女习俗大变。《上海风土杂记》称“大部分优游不事家计、不知缝纫、不问女红,晨昏颠倒,宴午始作朝起。午后调脂弄粉,锦袍艳容。非外出游乐,即在家打牌,通宵达旦,烟茶果食、任情口腹。”上海中上层妇女,除少数做教员、医生外都无职业,由于不能自立更生,而成了男子的附属品,日遂冶装打扮,以高其“身份”。至于贫穷妇女,都进工厂做工或在家料理家务,人数不在少数。“五四”运动后,社会注意妇女职业,公司、邮局、报馆、银行等,次第录用女子。公共汽车亦始用女子为售票员,不施脂粉,一律布衣。
  上海称女子为小姐,称妇人为太太。女子相称曰阿姐。妇人相称曰阿姨。新时代女子,喜欢人家称“密丝”。称幼女为小姑娘、小妹妹,称洗衣婆为娘姨,称青年女佣人为大姐。娘姨多做粗笨工作,大姐工作较为轻屑。上海普通人家,稍稍温饱,便雇用娘姨。上等人家始雇用大姐。
  注1:一说上海奴变,始于江东(即今川沙高桥地区)瞿氏仆。光绪《宝山县志·轶事》:“明季逆奴〓乱,始于江东瞿氏仆,祸延松、右四五十里之内。群起杀逆,劫契焚庐,延及嘉定、上海两域,六月十日,兵备程峋捕首恶十六人诛之乃定。”
  注2:嘉庆《松江府志》风俗。
  注3:《上海县续志·风俗》
  注4:见姚公鹤《上海闲话》
  注5:同上。
  注6:姚公鹤《上海闲话》P7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注7:熊月之《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载《上海史研究》二编P46
  注8:云间逸士:《洋场竹枝词》。
  注9:六勿山房主人:《申江百咏》。
  注10:卢汉超:《西方物质文明在近代上海》载《上海史研究》二编。1988年学林
  出版社。
  注11:刘惠吾编《上海近代史》下册,P288。《洋场黑幕与社会风气》1987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
  
  三、简短的结论
  (1)旧上海民情风俗与上海历史。“圣人治天下,立法制礼,必因风俗之所宜。”(注1)风俗民情,一国安危之本。欲知一国之治乱盛衰,不在政教号令、人事迁流的状况如何。每于民情风俗,可见其端倪。易代之际,国俗民情必然腐败衰朽。以一方例之,莫不如此。如在上海,“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凋瘵,习俗一变。市井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右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镂,藏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弊也极矣。”(注1)此时全国有李自成等农民大起义,上海有“奴变”风潮。又如上海开埠前夜,习俗之变:“士文近浮,农愿而近野。民贫而商富,中不足而外有余。城市慕苏杨之余风而乡颇〓。目前斐然可观而力实不能长世以久。”(注2)于是有外族入侵,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刘丽川小刀会起义之事。至清末,政治腐败到极点,国脉衰微如缕。此时上海的“民风日薄,民志日,奸咎邪淫,竟成习惯,以至元气沦丧,法令不行……是岂仅一隅风俗攸关,抑亦国家气运所系欤?!奈何世人不察,惟以纷华靡丽之足以娱情悦目,而不知亡国败家之祸即肇于此。”(注3)于是全国有武昌起义,上海有制造局之役。解放前的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遭受惨败之后,对上海实行白色恐怖。物价狂涨,法币惨跌。发行骗人的“金元券”,国民党官吏乘机搜括黄金外汇。又实行“限价”之法收拾残局,以“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不久失败。物价进一步飞涨,人民有倒悬之苦。上海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工人和学生运动不断高涨,到次年五月,上海解放,国民党统治如土崩瓦解,仓遑逃到了台湾。
  (2)上海风俗,为全国风俗之代表。上海自古富饶,风土人情,较他处繁缛。海通以还,万方辐辏,俗备五方。以租界为主要标志的上海,一向被诅咒为“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言上海风俗者以为:“风俗淫〓,人情鬼蜮,种种黑幕,虽罄南山之竹,亦有书之未尽、言之未详者。风会所趋,虽有大力,莫能阻挠,推波助澜,或且加厉。”(注4)近来的研究成果,已在逐渐矫正人们的片面看法。“谁也不能否认租界是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主权的产物。确是国中之国,也确有罪恶渊薮,冒险家乐园的一面,但相对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而言,资本主义居于先进。”(注5)对于租界风俗,也不能一概以腐朽、没落视之。民国初年,姚公鹤所著《上海闲话》中,对上海租界及租界风俗有较公正的论述,他说:“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据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以与我中华习俗之不同,故士大夫尽力致其攻诘之词。”(注6)正统文人如左宗棠,与友人书中诋新闻记者为“江浙文人之末路”。某道学家,以生长上海三十年,足迹不涉夷场为有操守。还有的深然西方制造技术,又深惜其不习中国礼法。1935年,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社跋《沪城岁事衢歌》文中说:“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风气日新,旧俗日汰,”亦持平之论。
  (3)风移俗易,责之在上。风俗有淳厚与浇薄之分,风俗淳厚,国家于是乎安定,风俗浇薄,社会于是乎动乱。“风俗者,固山川地气使然,亦主治者之好尚,实有以转移之欤!”(注7)“风俗之殊,厥与政通”、“上导之则为风,下被之则为俗。(注8)”政治修明之世,君正臣贤,“德音昭乎声”导社会以淳风。乱世纷纷之际,上下恬嬉,文武旷废,纸醉金迷,骄奢淫佚,世风日下。历史事实已有明证。我国解放以后,荡涤了旧社会中的污泥浊水,逐步消灭了剥削制度,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平等互助的关系,新的风气、习惯正在逐步养成。政府又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新风气。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鄙俗、陋习,不可能一下子绝迹。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遇有适当气候就要抬头,因之社会上时常会出现各种歪风邪气,甚至经久弥漫不绝,这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在党内也出现了腐败现象。移风易俗责之在上,党内问题是关系到执行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此党和政府多年来制订了一系列廉政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只有把党风搞好了,民风自然会跟着好起来。历史是这样,现在和今后也都一样。
  注1: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例,三联书店1988年第一版。
  注2:同治《上海县志·风俗》。
  注3:赵经程跋朱文柄《海上竹枝词》。
  注4:顾明道序刘豁公《上海竹枝词》1925年雕龙出版社。
  注5:唐振常《上海史研究》(二编)序,198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
  注6《上海闲话》P148页。
  注7:《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二P1。
  注8:《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四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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