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来源:文汇报
“希腊精神”的特点是“求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有得一比,但在“爱自由”方面特别欠缺。 “何谓希腊?何谓希腊人?”《希腊的遗产》([英]F·I·芬利主编,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开宗明义提这样的问题。冒失地谈论“希腊精神”之前,不如先请毕生研究希腊文化的罗念生先生说几句,他的话更有体会:“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高峰,是近代文明的源泉。近代的西方哲学、文学、艺术,以及民主政体,都是从希腊传来的。”罗先生还提到,“希腊精神”的特点是“求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希腊人的“种种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这最后一种爱自由的精神。”(《希腊漫话》,1941年)换句话说,罗先生认为:“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有得一比,但在“爱自由”方面特别欠缺。 虽然学者们认为希腊和中国的文化最为相像,都主张“人文主义”,但是两者其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辈学者罗念生已经发现,中国人在追求“自由”的时候远不如希腊人。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文化的分途,正需要认真探究。当我们被今年博大精深的雅典奥运会开幕式折服,并担心四年后北京奥运会可能被这里的儿戏导演们弄坍台的时候,最后的争议,常常是归结到中国和希腊的文化差异。那么,“中国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差异到底从何而起呢? 怀揣这类问题,《希腊的遗产》可以一读。虽然本书没有专门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比较希腊和中国,但是书中正面诠释的“希腊精神”,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自己。以“自由”为特征的希腊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循此路径,我们或许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本书主编芬利教授在“引论”里作了提示:“城邦”是理解辉煌希腊的关键词—— 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城邦不止是希腊文化得以展现的舞台。希腊文明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印象: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文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是以城邦为单位筹划的。他们的“天下”,就是“城邦”。在希腊语言文字传统里,“城邦”(Polis)是最重要的一个词。希腊人最重视的“政治”(Politics),来自这个词。所谓“政治”,就是城邦事务,是城市市民自己的事情。后来英语和法语里出现的“警察” (Police)一词,先头也是指那些管理“城市”的人。“城市,而非乡村,是处理公务之地,是大部分宗教中心所在之地,是大型建筑和雕塑坐落之地,是开展教育、军事训练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之地。”(第3页) 希腊文化中,最辉煌的是哲学。谈到希腊哲学中“形而上学的诞生”,另一位作者也把它归结为“城邦”。他说:“希腊小城邦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活在批判的、反思的思想成长中,或许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与大帝国的‘亚细亚式不确定的庞大’(叶芝语)形成鲜明的对照。”(第236页)作者认为:自治的“小城邦”,给市民们一种秩序感,探究这个秩序,使得“形而上学”成为可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信,只要把握住这个“形而上学”,希腊的城邦就能繁荣。相反,在亚细亚的“大帝国”,人们生活在一种“庞大”和“不确定”中,帝国的动乱和强权,臣民们无助并茫然,思想家便没有信心去探究一种形而上的世界秩序,也就没有希腊这样的“形而上学”。这个解释相当有趣,作者或许还想说:希腊哲学的严密逻辑,表现了希腊哲学家对城邦生活的负责精神。苏格拉底挑战市政当局的权威,质疑雅典市民的智力,发出哲学上无穷追问,与中国思想家逃不出暴君的广大统治,只能用寄情“天下”、“宇宙”,用儒道佛思想来消解内心痛苦的逃避行为适成对照。 “城邦”,是社会文明的关键词。近代西方的城市文化,源头在希腊。曾几何时,汪达尔、日尔曼等北方蛮族入侵,城市广场被辟为牧场,议会大厅被改成教堂,文化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开始后,欧洲文化才回归城市,恢复雅典、罗马遗址,到处布置廊柱建筑,近代城市生活方才洋洋大观。比之于欧洲,中国的城市文化更是惨遭蛮族入侵,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总是文明较低的部族集团入主都城,践踏前朝文化积累,重起文化炉灶。改朝换代的“革命”之后,万事从头来过。王朝的文化虚无主义,造成两千多年间中国城市文化的周期性衰败,更使得士大夫思想无所凭借。文人官宦,多数产自田陇山沟,初无“城邦理想”。诗酒高论,畅论“仁义道德”,常怀“天下之忧”,却随时会在城市生活的具体事务中丢弃起码的“权利”和“自由”。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方法,正是本书作者指出的所谓“亚细亚式”的“庞大”和“不确定”。中国士大夫思想的基本形态,不是“城邦”,而是“乡愿”。 清末民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有“言必称希腊”的风气,后来被讥评为“崇洋媚外”,以后便偃旗息鼓。其实,那倒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走向城市,崇尚“自由”的时代。希腊城邦重视“市民身份”,强调“自由民”的主体地位和自治权利,无论如何是要肯定的。城市要有文化,市民要有空间。只有当市民阶层获得权力,能够按照“理想国”的蓝图,遵循“政治学”的原则,自主建设城邦的时候,文化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通则,且不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在“现代”,抑或是在人云亦云的所谓“后现代”。读《希腊的遗产》,生以上的感叹。掩卷之余,当然要感谢作者、译者和前辈学者,他们提供了一个虽然遥远,却能让中国人收到回响的“希腊城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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